2003年4月24日，人民医院85年来首次关闭。

3月8日，许从北京昌平乘坐两个小时的大巴车到西直门北大人民医院取药。她是非典后遗症患者，10年前是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管理员。

她在事业上感染非典的时候，留下了一对脆弱的股骨头和膝盖。除了越来越少的免费药品和悬而未决的报销账单，这位临时员工不知道还剩下什么。

她每个月来这里都是故意绕过北门的急诊楼，直接去东门二楼取药，然后匆匆离开。她10年来几乎没进过急诊科。当时是北京最重要的疫情重点，近一半的医院科室被感染。

在门诊大楼的右侧，在因公殉职的丁雕像后面，是依然熙熙攘攘的急诊科。当年的急诊观察室，俗称“天井病房”，还挤满了接受输液的病人。只有呼吸科搬出了楼，挨着南边肠道门诊的地下室。经过南门后，一条狭窄的道路指向隔离的传染科，入口处的墙上挂着标准的SARS诊疗方案。

十年前，伤口非典天井事件新闻评论还在隐隐作痛，似乎医院和许还是难以释怀。医院回避记者，许多年的心脏病成了一句话。“我们为什么要承担这场灾难的后果？”

在2月28日腾讯微博组织的一个小型座谈会上，中国疾控中心首席流行病学家曾光回顾了10年前的悲剧，认为“公共卫生问题归根结底不是公共卫生机构的问题，而是政府行为的问题”。

“坏了”

吴如新提前对自己的生命做了一个看似彻底的保护，厄运还是找到了一个缺口

十年前的春天，每一天都记得清清楚楚。当时有轻度洁癖的吴如新绷紧神经收集各地非典疫情信息，提前对自己的生命做了看似彻底的保护。从一月份开始，她一直戴着口罩，不坐公交车，暂停保险公司的兼职，不去图书馆借书还书写文章，还去超市买黄豆、绿豆、海带、粉丝、盐、卫生纸等物品，抢购清开灵、板蓝根、口罩，甚至给自己和家人增加住院保险金额。

但是厄运在2003年4月7日发现了一个缺口。

吴如新的老公腰椎间盘突出，需要在今天上午11点前去医院拍胸透，找医生。当时常用的口罩刚洗完，我没有急着拿备用口罩，然后也没有在路上买。吴如新和老公进了骨科门诊，做完想赶紧走，但是骨科的x光机刚好坏了。她让人们直接从医生的渠道进入放射科，故意想避开内科、挂号、付费、取药的大厅。她知道放射科离急诊科的门不远。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是北京三甲医院中的权威医院。急诊科的建设体现了“方便就医”的原则。急诊科位于正门北侧，急诊室、重症监护室、观察室、注射室在一条无障碍的走廊上可以到达放射科、实验室、收费员办公室、门诊药房甚至厕所。但传染病来了，这种空间优势在吴如新眼里就变得极其可怕。

当她从医生的通道走进放射科的门时，不自觉地深吸了一口气，门“破”了。她突然感到肺部不适。"俄罗斯新闻说，吸烟和饮酒可以预防非典."她安慰自己和丈夫。离开医院后，她丈夫抽了三支烟，开始每天吃饭都喝点白酒。当时放射科里外都是病人。“房间里有十几个人在拍照，还有十几个人在房间外排队。这是不正常的，医务人员

吴如新夫妇并不知道那天人民医院要起风波了。前两天有个叫秦雨富的病人去医院了。因为她隐瞒了非典的接触史，医院根据一般肺炎安排她在急诊抢救室治疗。这一天，西城区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赶到人民医院，告知秦雨芙，她是一名非典患者的家属。她隐瞒了接触史，因为她在其他医院被拒绝了。人民医院有了第一例确诊的非典病例。

但是，这个确诊病例并没有公布在北京的SARS感染者名单上。北京301医院从3月初开始治疗SARS患者。“我院领导去卫生部开会，会议精神是北京已经有非典了，但不允许宣传。”。医院的蒋医生“当时并没有把非典看得那么严重和危险”。4月8日，他向美国《时代》杂志披露了政府和医院隐瞒疫情的情况，“并认为这样做是非常错误的”。

直到4月21日，卫生部才建立了每日疫情发布制度。但第二天WHO来人民医院检查时，仍有29名SARS患者被装上两辆救护车，逃出院外。朱医院急诊科主任曾告诉媒体。蒋还回忆说，当时302医院、309医院将非典病人转移到其他医院和临时改住的宾馆，并通知中日友好医院、协和医院只能将报告人数以外的病人送上救护车，并配备医务人员在街上掉头。

结果，吴如新在人民医院对感染未能提高警惕。在此之前，她是一个每天仔细搜索所有非典疫情信息的人。4月10日发烧后，她还每天去人民医院做胸部x光检查。

“那个”

在4月17日被转移到医院的22人中，有19人是“肺炎”，后来被证明是非典

4月10日，吴如新带着两个口罩去了人民医院。医生让她拍一张x光片，检查一下血液项目。白细胞计数在正常范围内，诊断只有普通感冒。第二天，她去了人民医院，拍了一部电影。白细胞4000还在正常值，她还是不咳嗽，只是有不好的感觉。4月14日，我又拍了一张照片，“肺侵由虚转实，有一个硬币大小的影子”，身体虚弱到难以行走呼吸，“像穿着沉重的宇航服行走”。但是，她还没有确诊非典，每天还是可以回家的。

当时在人民医院急诊科当护士的许，每天都有专人陪同患者抽血、拍片、输液、吃药、缴费。4月7日，我得知人民医院有第一个确诊患者。后来“护士和清洁工很快就跑了，一天之内没人掏60块钱”。当时急诊室、重症监护室、观察室甚至走廊里都挤满了发烧患者。“病人体温上升，但白细胞没有升降，抗生素不起作用。医护人员在谈论这是什么传染病？”

“我知道非典要来了，但是非典是什么样的，非典是如何传播的，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真的不知道这种强上呼吸道传染病。”时任人民医院院长的卢厚山后来在央视《面对面》说。

当时的北大人民医院是一家有着85年历史的综合性三级医院。门诊人数、住院人数、急诊人数均排在北京市前三位，但没有传染科防治传染病。当时综合医院没有传染科，肝炎、肺结核筛查放在普通门诊。这些传染病患者大多被转诊到二级医院，如结核病预防和控制研究所。

今年2月，因为“能学到东西的病人很多”而选择去人民医院急诊科实习的吴震，遇到了五年工作经验中最棘手的问题，确诊了非典。每年，当冬春季节变化时，发烧病人的数量会增加，所以她没有

所以除了胸片和血相，SARS和疑似病例只能通过最重要的暴露史来确定。“但是一旦有了主诉或者患者不知道，就很难诊断了。”吴珍说。

4月14日，吴如新担心感染家人，决定去人民医院住院治疗。急诊医生的诊断还是“肺炎”。当时，一位身材高大的主治医生穿着隔离服，戴着一副巨大的防护眼镜，从隔离室出来，试图劝阻她不要在人民医院住院。“住在这里，你们不一样。”他对吴如新说。当时他们不承认北京发现非典，但都知道这句话的意思。

“他们很嫉妒非典这个词，都含蓄的说出来。”吴如新没有接受医生的建议去小医院治疗，而是坚持留在人民医院，找人挤进倒数第二张病床。她的名字也出现在急诊科观察病房的黑板上，背面写着“肺炎”。4月17日转院的22人中，有19人是肺炎，后来证明是SARS。

《庭院》

拥挤的急诊室没有窗户，只能依靠顶部的通风设备来通风

实习医生吴震，看到同事一个个倒下，才真正感觉到非典要来了。4月5日，呼吸科护士长王秀玲成为人民医院第一位被感染的医务人员。4月7日，患者秦雨富确诊时，吴珍刚好和在人民医院读书的陈世选医生值夜班。后来，她得知他们一起接待的一位老太太和太后也被确诊为非典。

上完夜班，她回家休息了两天，然后4月9号去了医院，才发现“大家武装到牙齿”，气氛一下子就变了。急诊科重症监护室主任穿着一次性防护服，戴着口罩和手套，对她说“快去”。这时候，急诊通道突然变得很安静，平时熙熙攘攘的病人、医生和护士似乎都消失了。吴珍觉得很奇怪，“非典”！很快她在心里对自己说。

那天晚上她回家时开始发烧。她在医院的时候，出于医生的本能，想去看非典病人。“现在我看到了我自己。”她后来自嘲。发病后，吴珍返回胡阿祥医院隔离，后转到731医院和长辛店医院治疗。陈世选后来生病了，在人民医院接受治疗。

4月7日确诊首例SARS患者秦雨芙后，由于人民医院缺乏隔离和防护条件，一场大规模的感染风暴在她身后迅速展开。

4月8日，秦雨富的弟弟也来了人民医院，确诊为非典。医院希望把他们转到医院，但是他们出不去，不得不在24小时内紧急开隔离病房。4月9日，他们花了22个小时将一间当年9月份本应拆除修建的洗衣房改造成7张床位的SARS一号病房，各部门抽调医护人员进入。

4月10日，秦雨富和弟弟终于被转到非典病房，但为时已晚。这一天，急诊科观察室的四名护士同时发烧倒下，人民医院迎来了第一次大规模感染。很快，非典病房的六名护士被感染发烧。

在秦雨富被安置到急诊室之前，有三个心脏病、脑血管病、肾病的患者住在同一个房间。心脏病患者后来被转到住院部心内科治疗，死于SARS，也造成该科11名医护人员感染。“没人敢说他被送上来的时候可能感染了非典。如果确诊，住院部肯定不会接受。”一位当时也感染的护士说。

当时人民医院没有发热门诊，大多数心、神经、肾、呼吸、消化等多系统的患者都待在急诊科拥挤的观察病房里。据媒体报道，2名尿毒症患者、1名血液病患者、1名脑血管病患者被转入肾脏病和神经内科病房，确诊为SARS。神经科、呼吸科主任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位于西直门立交桥西南角。“面积是北京三甲医院中最小的，患者密度非常高。”。当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首席流行病学科学家曾光看到它时，他觉得在医院治疗的传染病患者的空间“没有发展的空间”。

非典前的2002年底，人民医院急诊观察室刚刚建成。200多平米，有27张床位，25张临时输液椅，护士站，医生办公室。专为高密度急诊患者打造。它位于急诊科和门诊大厅之间的通道上，四周是建筑物，变成了带盖的病房，所以叫“天井病房”。病房内没有窗户，只有顶部的换气扇用于通风。朱曾经提到过，天井病房一般都是客满的，六十多个病人挤进去的时候人多。

4月5日，人民医院确诊的第二位非典患者赵明在这里的输液椅上度过了一夜。

4月10日以后每天来人民医院检查的吴如新，每次都要从门诊大厅到放射科做胸部X线检查，然后去实验室验血。人民医院急诊科与门诊室相连，放射科、检验科、综合检查室挨着。不同门诊的病人集中在放射科。吴如新每次去检查都要穿过病人最密集的区域。

4月9日建成的1号SARS病房很快就满员了，人民医院紧急将待拆锅炉房改造成2号SARS病房。“我们只想把病人从天井和走廊里转移出来。”卢厚山说。4月18日，由于医护人员感染人数不断增加，人民医院决定将急诊科医生值班室改造为医护人员非典病房。人民医院内部数据显示，4月19日，患者不断涌入，医院决定关闭6个病房，增加非典病房。经过通宵改造，3号非典病房于20日晚投入使用。

失去控制

“放心吧，过几天你的病就好了。”安慰吴如新的护士王晶也患有非典

4月14日吴如新入院时，她决心不进天井病房。与其他混乱的发热患者不同，她之前的信息收集和人际网络发挥了作用，生存本能让她在急诊科南北通道的上出口找了个位置，远离南侧下出口的天井病房。从4月14日晚开始，她一个人在医生房间外的床上，吸氧输液，为了避免感染，被阻止探望家人。

她等了差不多一天，急诊部副主任丁却没有出现。后来，她得知丁也在这一天发烧病倒，这也成为医护人员提升防护的分水岭。武装到牙齿后，他们开始戴两个口罩，按照规定每4-6小时更换一次。15日晚，医生开始戴防护镜。但患者几乎不戴口罩，随行家属可以自由出入。医护人员下班可以回家。细心的吴如新还让人买了一副护目镜戴上。

坚守岗位的许秦瑞(音译)觉得医院里缺少防护设备，口罩也没有新的更换。“用医院的大蒸锅做饭，消毒，回收”，防护眼镜要旋转。全楼医护人员在手术室都穿着一次性蓝色隔离衣，薄薄一层，病房里只换了三层隔离衣。

医护人员继续陆续倒下。被送到急诊科东西通道东侧医护人员的SARS病房隔离治疗。下午有空的时候，其他的医生护士从病房的另一边透过玻璃窗来探望。当时，丁已经戴上了呼吸机，护士们也知道戴上呼吸机意味着什么，于是他们回来痛哭。

4月15日，吴如新在医院看医生传达通知：“一个病人不住院！”此时，th

吴如新偶然在镜子里看到了她的“鬼”脸。她发高烧、腹泻和脱水、肺部感染、心脏缺氧和肾脏问题。她知道，如果不喝点水，不吃点粥，她可能得不到。她一步一步搬到北门小卖部买了几瓶水和几罐八宝粥。这时，她失去了拧开瓶盖的力气。

一位前来给吴如新输液的护士温柔地对她说：“你放心，过几天你的病就好了。”这是她住院期间听到的唯一安慰的话。她没想到4月17日，那个叫的护士患上了非典，后来和丁一起因公殉职。

4月17日，许秦瑞陪伴患者12小时。她代替一个嫂子去上班，但是另一个嫂子去医院的时候特别紧张，没换衣服就跑了。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许秦瑞帮助病人，给他们换床单和被子，拍电影，送测试单。她也是学医的，穿白大褂十年了，脱下来有点困难。

那天晚上她没有回家，而是住在医院附近的一家酒店里。第二天下班回家后，许也开始热起来。后来她老公劝她尽量不要呆在家里。她有点委屈。她拎着一个小包，带着几百块钱去人民医院检查。她在4月21日被诊断出患有非典，后来和王晶住在地坛医院的同一个病房。

据后来的报道，非典期间，人民医院共有93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急诊科62人中有24人感染，2人死亡。

转移

吴如新说“来不及了”，一路小跑追上救护车，手背上的血也慌慌张张地一路滴下

4月17日中午，人民医院的一名工作人员来到吴如新的病床前动员转移。“现在可以去专门治疗肺病的胸科医院了！”她知道北京胸科医院的医疗水平远不如北京人民医院。“但是不去北京胸科医院能去哪里呢？”

她在急诊室东端输液，等待转运通知，但在输液过程中又晕了过去。当她在晚上四五点醒来的时候，急诊部东西通道一个人都没有。她看到一个病人拿着文章在南北通道走来走去。“不要转院？”望着北门外，十几辆救护车已经挤满了人。

医院的工作人员正在检查转移到医院的车辆数量，而吴如新的手里还装满了液体。“没人叫我转院，我还在输液，怎么办？”她问。“拔掉它！”工作人员回答。她急忙去护士站取出针头。

这时候天井病房除了一个护士外空无一人，医生办公室也空无一人。一排排座位上清晰地印着“星期四”，吊瓶和针头挂着，有的座位上放满了药水。

护士帮她草草拔完针后，血从针孔里跳出来，护士站也没有纱布棉签止血。护士想找的时候，吴如新说“来不及了”，一路小跑着去追救护车。北门外，救护车已经启动，做最后的清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