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首语：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本文由小编为大家整理，主要介绍了共产党史 百团大战简介，百团大战是谁指挥的？相关的知识，希望对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940年8月20日，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在彭德怀等将领的指挥下，于华北敌后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破袭战。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歼灭了日伪军5万余人，缴获枪支6000支，摧毁敌据点2900多个。 这场战役后来被命名为“百团大战”，日本人哀称此役为“挖心战”，是全国抗战以来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战略性进攻战役。然而，这场打得日本人心痛的大胜仗却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争议最多的军事战役，对它的评价亦大起大落，指挥此役的彭德怀也遭到暴风骤雨般的批评。

百团大战的酝酿和决策

1940年上半年，德国法西斯军队横扫欧洲，英、法军队陷入被动，意大利趁机对英、法宣战，企图夺取地中海的霸权与北非的战略要点。这些都极大地刺激了日本帝国主义急谋解决中国问题、迅速南进和夺取太平洋地区霸权的欲望。

为此，日本一面扶植汉奸汪精卫傀儡政权粉墨登场，并派人与蒋介石政府代表进行代号为“桐工作”的秘密和谈，加紧对国民党的政治诱降;一面于6月至7月逼迫法、英相继关闭了滇越(南)铁路和滇缅(甸)公路，切断了中国的西南国际交通运输线;侵占了沿长江入川的重要门户宜昌，直接威胁并猛烈轰炸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还声称要进攻西安，企图切断中国西北国际交通线，从而在军事上迫使国民政府投降。一时间，国统区大后方人心躁动，中间派对时局悲观，亲日投降派又异常活跃起来，造成中国国内空前严重的妥协投降危机。

同时，日军继续以主要兵力打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尤其是在华北，加紧推行1940年度“肃正建设计划”和以“铁路作柱、公路作链、碉堡作锁”的“囚笼政策”，使八路军控制的完整县城由1939年春的103个，到1940年夏时锐减至几个山区小县城，而且八路军活动地区和物资供应日趋紧张。

中国战局的发展和华北敌后抗日战场的严重敌情，引起八路军领导人朱德、彭德怀和左权等的极大忧虑。为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克服国民党政府的妥协倾向，争取华北时局的好转，朱德、彭德怀于1940年2月7日告诫八路军各部指挥员：“敌人的筑路行动有战略上和战术上的重大意义，丝毫不能忽视，要提醒大家从总体上来认识和对付敌人的阴谋。”从此，一个大规模的以交通破袭战为重点的进攻战役，开始酝酿。

与此同时，朱德、彭德怀要求八路军各部队，要详细侦察日军筑路的起止地点、方法和沿路设施及兵力部署等，并从4月10日起，发动一次对日军交通线的总破袭战。但由于需分兵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反共摩擦，因而各部分散出击，未能形成统一的战役。

1940年4月中旬，朱德奉命离开山西王家峪八路军总部，经洛阳、西安等地，于5月下旬返回延安。这样，八路军前线指挥的重担，就落到了彭德怀的肩上。但八路军总部发出的命令和指示一般仍由朱德领衔，与彭德怀、左权共同签发或下达。

4月底，左权受彭德怀之托，来到山西黎城县谭村第一二九师师部，与刘伯承、邓小平和尚在此的聂荣臻等，集中讨论了华北敌后形势，分析了敌情，研究了对策。大家一致认为：横贯在晋察冀和晋冀豫“两区间的正太路是日军控制山西、河北的交通命脉，也是阻隔我两区联系的重大障碍。要是切断正太路，既可使日军在山西的运输补给失去可靠的保障，又有利于我两区在军事、经济等方面的互相支持和帮助”。同时，“提出聂和刘、邓可以一个负责破袭东段，一个破袭西段”。

经过几个月对敌情的观察和深入思考，大规模破袭正太铁路的决心日渐形成。彭德怀认为：日伪军“深入我根据地后，普遍筑碉堡，兵力分散，反而形成敌后的敌后。主要是交通线空虚，守备薄弱，这对我是一个有利的战机”。7月中旬，八路军总部召开军事会议，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出席，正式决定：发起破袭正太铁路战役，切断日军由平汉铁路通往山西的运输补给，并逐步将太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

7月22日清晨，由朱德、彭德怀和左权签发的破袭正太铁路《战役预备命令》(以下简称《预备命令》)，通过无线电波，传给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邓小平，并上报中共中央军委，指出，关于情况和任务是：“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动，我西南国际交通路被截断，国内困难增加。敌有于8月进攻西安、截断西北交通消息。似此，一大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更加动摇、投降危险亦随之严重。”同时，“敌寇依据各个交通要线，不断向我内地扩大占领地区，增多据点，封锁与隔截我各个抗日根据地之联系，特别是对于晋东南，以实现其"囚笼政策’，这种形势日益严重。”因此，“创立显著的战绩，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兴奋抗战的军民，争取时局好转，这是目前严重的政治任务”。

关于参加战役的总兵力，《预备命令》要求：“直接参加正太线作战之总兵力应不少于22个团。计：聂区(冀中在内)应派出10个团;一二九师派出8个团;一二○师派出4至6个团;总部炮兵团大部、工兵一部。”《预备命令》还要求参战部队于8月10日前完成战役准备工作。

8月8日，朱德、彭德怀和左权，向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邓小平发出了《战役行动命令》，作出了战役部署。《战役行动命令》还规定：“上列各集团及总部特务团统由总部直接指挥之。”同时，“限8月20日开始战斗”。

8月20日22时，“一颗颗攻击的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划破了夜空，各路突击部队简直像猛虎下山，扑向敌人的车站和据点，雷鸣般的爆炸声，一处接着一处，响彻正太路全线”。同一时刻，平汉、同蒲、德石、沧石等铁路和公路干线上，枪炮声、炸药的爆破声震撼着华北大地。在八路军总部的统一指挥下，晋察冀军区、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等，向日军侵占的华北主要交通干线，展开了全面攻击，一场以正太铁路为重点的、声势浩大的交通总破袭战打响了。

八路军参加百团大战的兵力

八路军参加百团大战的兵力究竟是多少个团?这虽然是一个事实问题，但长期以来在党史、军史界和八路军、国民党军的部分指挥员中说法不一。1940年7月22日，八路军总部在《战役预备命令》中，规定八路军参战的兵力不少于22个团。8月8日，在《战役行动命令》中，要求各参战集团的兵力略有变化，但总兵力没有变动。然而，在战役发起后，实际参战的兵力，骤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当时，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有103、105和115个团等多种说法。在百团大战期间，较为一致的说法，是105个团。第一次认为105个团的是八路军总部作战科长王政柱。1940年8月22日即百团大战发动的第三天，他向彭德怀、左权报告：“正太路30个团，平汉线卢沟桥至邯郸段15个团，同蒲线大同至洪洞段12个团，津浦线天津至德州段4个团，邯郸至济南公路线3个团，代县至蔚县公路段4个团，北平至大同线6个团，辽县至平定公路线7个团，宁武、岢岚、静乐公路线4个团……共计105个团。”彭德怀说，不管是一百零几个团，就叫百团大战好了!从此，正太战役改称为百团大战。8月26日，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转述了朱德、彭德怀的电报，指出：“百团大战除第一一五师主力及山东部未编入战斗序列外，余均参加”，“共百零五个团”。8月27日，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向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转报八路军兵力部署时指出：“百团大战除职部之一一五师主力、山东部队未编入战斗序列外，一二○师、一二九师、晋察冀军区各部主力及决死队之请示参战，部署计一○五个团。这是华北抗战以来空前未有之积极主力(动)向敌进攻。”9月20日，朱德在延安庆祝百团大战胜利暨九一八事变九周年大会上，第一次公布了八路军参加百团大战的兵力，也是105个团。他说，这次大战，还没有包括八路军的全部，山东方面的部队未参加，参加的只是在晋察冀绥的八路军和决死队，一共105个团。”

百团大战结束后，则出现了103和115个团之说。1944年8月上旬，彭德怀在向美军观察组介绍八路军7年来在华北抗战的情况时，指出：百团大战使用兵力达103个团。1945年3月，八路军政治部在《抗战八年来的八路军与新四军》一书中写道：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出动115个团发起了百团大战。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身处逆境的彭德怀回忆百团大战时说：共有104个团。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关于八路军参加百团大战的兵力，仍有多种说法。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二卷“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一节中记述为105个团。持105个团之说的还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袁旭认为，八路军参加百团大战的兵力之所以出现各种不同的说法，是因为以往的统计把参战团次算做参战团数，以至出现误差，百团大战“实际参战部队约80个团左右”。周小宁就此提出质疑，发表《百团大战参战兵力究竟有多少》一文，认为：“袁文关于八路军参加百团大战的兵力计算，既有重复，也有遗漏、疏误的问题，应该是共计105个团。”

综合上述说法，可以认为，叶剑英于1940年8月27日向蒋介石的报告和朱德于9月20日的讲话中，均认为是105个团，这种说法，是在当时战役刚刚开始且尚在进行的情况下提出的，是可信的，应确定为105个团。

百团大战结束的时间

百团大战结束的时间，这是一个史实问题，而不是一个学术问题。本是不应该争论的问题，但至今存在着两种看法。一种意见是：1940年12月5日。迄今为止，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包括长期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持有这种习惯看法。这个时间恰恰是八路军总部于12月10日公布部队战绩时的下限时间，即12月5日，并且认定百团大战共进行了3个多月。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百团大战的结束时间为1941年1月下旬，百团大战共进行了5个多月。作者认为，后者更为科学和符合实际。这里，并不是说习惯的一切看法都不对，但要作实事求是的分析。1940年12月5日，恰与太岳敌后军民反“扫荡”结束的时间一致。实际上，百团大战仍在进行中，正处在反对日军“扫荡”的百团大战的第三阶段，即反对日军报复“扫荡”的阶段。而晋察冀敌后军民反日军报复“扫荡”最后结束的时间是1941年1月4日。晋西北敌后军民反日军报复“扫荡”最后结束的时间是1月24日。因此，八路军总部于1940年12月10日公布的战绩，应视为是百团大战两个多阶段的战绩，而不是整个百团大战的战绩，可以说，是一个不完全的战绩统计。因此，把12月5日作为整个战役结束的时间是不符合实际的。

诚然，在百团大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党史、军史界一般认为百团大战只进行了两个阶段，没有第三阶段即反击日军报复“扫荡”的阶段。其理由是，前两阶段是八路军主动的进攻行动，而第三阶段是由被动争取主动的反对日军的报复“扫荡”，不应作为百团大战的作战阶段。按照这一说法，百团大战应该是结束于1940年10月上旬，即10月10日涞灵战役结束的时间，也不是12月5日。如以太岳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反“扫荡”12月5日结束的时间作为百团大战结束的时间，而不考虑同时参加百团大战的晋察冀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反“扫荡”作战行动，是没有道理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反“扫荡” 于1941年1月24日结束，并作为百团大战的结束时间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据此，百团大战的结束时间是1941年1月下旬。

百团大战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百团大战的胜利，是在中国抗战处于战略相持阶段、妥协投降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取得的。仅战役发起至12月5日的前三个半月，八路军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日军281人、伪军18407人，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缴获各种枪5900余支(挺)、炮53门及一批军用物资。对于整个百团大战来说，这是一个不完全的战绩。全战役，八路军至少作战2170余次，歼灭日伪军50000余人。八路军付出了伤亡1.7万余人、中毒2万余人的代价。这次战役，具有重大的军事和政治意义。

第一，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巩固了华北抗日根据地。全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华北方面军逐渐移其主力围攻八路军，加紧推行以“铁路作柱、公路作链、据点作锁”的“囚笼政策”，大力修复铁路，新建公路，增建据点，企图分割、封锁和摧毁华北抗日根据地。百团大战破袭了日伪军大量的铁路和公路，拔除了大批据点，沉重打击了日伪军的“囚笼政策”，有效地巩固了华北抗日根据地。

第二，百团大战策应了正面战场作战，抑制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逆流。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迅速解决中国问题，促进蒋介石与汪精卫政权合流，从1939年6月至1940年9月进行了代号为“桐工作”的政治诱降活动。日军与蒋介石双方代表正式进行了谈判。在此期间，日军先后发动了枣(阳)宜(昌)会战和代号为“一百零一号作战”，对重庆、成都和西安等地实施大规模轰炸，发动了一场新的军事攻势，以配合“桐工作”的进行。百团大战牵制和消耗了日军大量兵力，极大地减轻了正面战场国民党军的压力，从而有力地策应了正面战场作战，抑制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逆流。

第三，彻底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诬蔑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谎言，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八路军出动主力部队，在华北的大部分地区，进行了长达5个多月的作战，做出了重大牺牲，歼灭日伪军5万余人，获得了社会各界人民的普遍好评和广泛赞誉。从而戳穿了国民党顽固派散布的种种谎言，极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的抗战地位和作用。

70年来对百团大战功过是非之评说

对于这样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百团大战，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经历了长时间的争论，大体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0年8月至1941年1月。这一阶段，正是百团大战进行的时间，从中共中央到中央军委、从八路军总部到各战略区领导人，纷纷发表文章和谈话，盛赞百团大战。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得知百团大战胜利的消息后，致电彭德怀，高兴之情溢于言表，指出：“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中共中央书记处要求“仿照华北百团大战战役先例，在山东及华中，组织一次至几次有计划的对敌进攻行动。在华北扩大百团战役行动”。当时也有个别领导人指出战役中出现的发动群众、作战协同等方面的一些问题，但却没有涉及是否违背军事战略方针方面的根本问题，更没有与以后出现的敌后严重困难形势联系起来。这一阶段，对百团大战是充分肯定的。

第二阶段，1943年至1945年中共七大。百团大战以后，由于日伪军的残酷“扫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影响和水、旱、蝗等自然灾害，华北敌后抗战进入严重困难时期。到1942年年底，八路军由40万人减至34万人，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人口由1亿降到5000万以下，干部损失很多。从1943年起，八路军总部和参加百团大战的一些领导人，开始把华北敌后抗战出现的一些困难与百团大战的发动联系起来，批评百团大战使八路军力量暴露和元气受伤。从总体上看，从1943年至1945年中共七大，从中共中央军委到八路军总部及各大战略区的领导人，虽然也谈到百团大战的一些消极方面的问题，甚至一度出现从根本上否定百团大战的问题，但仍是个别现象。这一阶段，对于百团大战的评价，是非常客观的，也是有分寸的，是持基本肯定态度的。

第三阶段，1959年庐山会议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庐山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于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2日至16日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的总称。在会议期间，由于彭德怀被错误地定了反党、反人民和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罪行，因而他所直接指挥的百团大战也被全面否定。在会议的发言中，横加指责百团大战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错误的，违背了毛泽东的基本上是游击战而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军事战略方针，消耗了自己的力量，减轻了日寇对正面战场国民党军的压力，使抗日根据地受到了极大的损失。在“文化大革命”中，随着对彭德怀的残酷迫害，批判升级，他所直接指挥的百团大战被进一步否定，甚至有人说：1941年1月发生的“皖南事变是因为百团大战暴露了力量，引起蒋介石的进攻。消灭新四军八九千人，这个罪责应该彭德怀负。”这一阶段，对百团大战是全面否定的。

第四阶段，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现在。这一阶段，为重新基本肯定阶段。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陈云的提议，为彭德怀平反昭雪，重新肯定了他为中国人民建立的光辉业绩。24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彭德怀举行了追悼大会，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给彭德怀同志做出了全面的、公正的评价，为他恢复了名誉。随着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恢复和对彭德怀的平反，在党史、军史界和当年参加作战的一些老同志中，逐步展开如何评价百团大战的问题，重新肯定了百团大战。但同时也应指出，百团大战尤其是第二阶段，八路军进行了与装备不相适应的攻坚战，过多地消耗了抗日军民的力量，给尔后抗战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这一阶段，对百团大战又恢复为基本肯定。

在由百团大战产生的对彭德怀的一连串批判中，最严重的一条就是有人指责彭德怀搞“独立王国”，事前没有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就“擅自发动百团大战”。

中国共产党历来有党指挥枪的传统，按照常规，八路军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须报中央军委批准。但彭德怀发起的这场八路军战史上最大规模的战役，却仅有八路军正副总指挥朱德、彭德怀和副总参谋长左权联合签署，没有中央军委的授令。

难道彭德怀真的没有上报中央? “文化大革命”之后，人们在档案馆里查到了《战役预备命令》通过无线电波发到延安后的收文原件，证明它当天就被抄呈毛泽东、王稼祥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有关领导人了。另外，彭德怀和左权于1940年8月22日午后发出的那份为百团大战定名的电报也上报了中共中央军委。这些电报也存在延安档案馆中，有案可查。

但是，最终下达“百团大战”命令时，彭德怀的确没有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对此，彭德怀这样申述：“为防止敌人发觉保障各地同时突然袭击，以便给敌伪更大的震动，大概比预定的时间提早了十天，故未等到军委批准便提早发起了战斗。”另一方面，在彭德怀看来，像破袭正太路这样的作战计划是游击战争中常搞的事情，不涉及什么战略问题，军委是不会反对的。

至于暴露八路军实力一说，也非彭德怀最初意愿。因为在8月20日行动命令下达后，八路军总部部署的参加正太铁路破袭战的军力是20来个团，到了8月22日八路军总部首次综合战情时，彭德怀才意外地发现，竟有105个团参加了这次战役。也就是说，其中有85个团“没打招呼”就直接投入战斗了。

因此，“百团大战”实际上不是由任何人和任何一级机构发动的，而是华北八路军全体将士主动参战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