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物传朱光人物传,朱光生平事迹,朱光评价

佚名 2024-11-08 01:02:53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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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

(一)

朱光，原名朱光琛，曾用名朱曼生、朱愈之，1906年10月生于广西省博白县松山乡茂山村一个破落官僚地主家庭。祖父朱锡祈，曾任江西新建、南昌、高安、丰城等县知县和候补知府军机处，赐三品衔，早年去世。至其父朱为模，已家道中落，仅守着祖辈遗留下来的部分家产度日。朱光7岁丧母，11岁丧父，13岁时祖母也病故。由于家庭累遭变故，朱光小时常常是时学时辍。初时在家乡随其堂兄读了两三年《三字经》、《四书》之类的旧书，后到远离家乡的开国私立高等小学就读，受业于中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王力先生。

朱光自幼聪颖，学习成绩优异，喜爱书画，能两手同时执笔写字。他的书画，常被同学视为珍品。

少年时期的朱光已经有了朴素的民主思想，有一年假期回乡，适逢村中朱永茂祠祭祖。大厅上，高台大椅摆着丰盛的筵席。地主豪绅少爷公子济济一堂。厅下则是村中穷困的父老，虽然个个须发斑白，却只能围地而坐。朱光目睹此情此景，极为愤慨，在大庭广众中高声怒斥这种不合理现象。虽然受到族长的讽刺和斥责，他也毫不畏惧。

1925年春，朱光考入博白县立初级中学第二班读书。此时适值中国大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朱光在革命青年朱光翼等人的启发帮助下，开始懂得了中国要进步，人民要解放，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必须走苏俄革命的道路。他向往十月革命，崇拜革命导师列宁，把列宁的画像绘制下来，贴在自己的床头。他常带领同学下乡向群众宣传：贫穷不是命注定，要过好日子不能靠神仙，只能靠革命。他还带领同学到县里的城隍庙、华光庙、北帅府、观音堂等处捣毁神像，进行反对封建迷信的斗争。1926年上半年，朱光在学校带头开展择师运动，赶跑博中的反动校长，因而被县教育局宣布开除出校。

1926年秋，朱光转读于玉林第二省立高中。该校校长是广西著名的革命先驱朱锡昂。朱锡昂早年曾参加过著名的黄花岗起义，后在日本参加中国共产党。他从上海、广州等地聘请许多进步教师到校任教，所以，该校民主进步气氛很浓。在学校里，学生可以公开传阅《向导》、《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可以下乡开展宣传活动，组织农民协会。朱光在朱锡昂等人的直接教育培养下，思想进步很快。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担任玉林五属学生会会长，成为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不久，便由朱锡昂、朱光翼介绍，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这股反革命浪潮，很快波及到玉林第二高级中学。反动当局派人到学校搜捕进步教师和学生。校长朱锡昂和许多进步师生被迫逃离学校。朱光也回到家乡，失去了团的组织关系。

(二)

1927年夏秋间，朱光在家乡亲人的资助下，考入广州国民大学读书，并由谢幼川、朱登霞两人介绍，重新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担任了共青团广州市委委员。

1927年12月11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在起义前夕，朱光同沙文求等广州团市委领导人在黄花岗侧的二望岗召集了200多名团员、积极分子开会，决定以团员和原新学生社社员为骨干组成70支宣传队伍，开展宣传活动，并决定派人协同妇委发动车衣工会、土布工会的女工及执信、女师等校学生，以办喜事为名到西关、惠爱路各布店购买红布，赶制红领带，还从中山大学、省一中等校挑选学生到明星戏院内赶写标语、传单。起义发动后，朱光等人集中了十几个青年，会同工人赤卫队冲进警察局，缴了敌人的枪，继而又进攻中山大学，占领了中山大学国民党党部。朱光以国民党的警察厅作为少年先锋队的指挥部，坚持战斗了两天。由于敌我双方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广州起义在十数倍于我的敌人的镇压下终于失败了。当时指挥系统与各个队伍之间的联系已经中断，共青团员、少年先锋队等因没有接到撤退命令，继续留在市区与敌人进行浴血奋战。13日，朱光见敌人已经从四面八方向警察厅围攻过来，被迫从后门撤退转至苏维埃指挥中心——广州公安局，但守在公安局的教导团已经于12日撤离了。这时，敌军如同潮水般涌来，朱光便退到西湖路小巷一个同乡家里。在那里，借了一套新的中山装，一副眼镜和一点钱，经过一番化装后便转移到住在西关的广西进步商人周君实家，并在这里与朱锡昂见了面。几天后，周君实为朱锡昂、朱光化好装，买好船票，将他们送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

1928年春天，朱光在香港找到了少共中央书记李祖棻，朱锡昂也在香港找到了党的领导人李立三和陈勉恕，重新接上了组织关系，并接受了返回广西恢复党组织，开展农民运动和发展革命武装力量的任务。不久，朱锡昂、朱光、张罕恩、俞作豫、黎晓仑、容天、陈为民等分批绕道广州湾(湛江市) ，经梅菉、水东、化州，辗转抵达北流城俞作豫家，以俞的武装作为基础，以北流城作为大本营，逐步恢复发展各地的党团组织，开展农民运动。朱光奉命到北流、陆川、博白、玉林、平南、藤县等地联络和恢复共青团的组织关系。由于革命失败时，党团组织受到严重的摧残，幸存下来的少数党团员也隐姓埋名隐藏下来，不敢轻易互相联系。在这严重形势下，征得省委的同意，朱光只得一面做恢复组织工作，一面重新开展活动，谋求发展新的团组织。不久，随着团组织的发展扩大，朱光被指任团广西省委负责人。

1928年夏，朱光受广西省委派遣，取道香港到上海同党中央进行联系，尔后，被留在上海参加党的地下工作。朱光以上海艺术大学学生的身分作掩护，参加上海法南区马路支部的工作。嗣后到文委剧联，负责办工人夜校，组织工会和宣传工作，参加了“反帝大同盟”组织。

1928年10月间，朱光因参加电车工人的罢工游行集会，被外国巡捕拘捕，送往英租界新闸捕房，在监狱中过了一个多月后，由中共所属的“互济会”出保释放。

1929年，上海艺术大学被查封，朱光与上海艺大的一班同学互相串连，于是年10月成立了上海艺术剧社，由郑伯奇担任社长。以剧社作为基地，积极开展革命宣传活动。

不久，上海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工人开展罢工斗争。朱光受团组织的派遣，带领一批人到商务印书馆门口开展宣传活动，支持商务印书馆工人的斗争。到10点钟左右，商务印书馆门口人头攒动。朱光从口袋里掏出一把传单向人群稠密处撒去。想不到被在那里游弋的黄色工会会员发现。朱光被抓住送往宝山路派出所，随后又被转送到上海市公安局。朱光被提审时，把原来的名字“朱光琛”隐去一个“琛”字，变成了朱光(此后一直沿用朱光这个名字) ，这既避免暴露，又保留前面两字，好让组织知道自己被捕，可以做好各种善后工作和设法加以营救。在敌人进行审讯时，朱光矢口否认参加散发传单，只讲自己是广东合浦人，因到上海升学未考取，到东方图书馆看书，只因看见商务印书馆聚集了很多人，出来看热闹而被抓来，其他一概不知。这样，审讯毫无结果。一个多星期之后，朱光又被关进囚车，转送到龙华警备司令部，被关押在第三看守所。

朱光在龙华监狱关了两个月后，又被解至苏州高等法院。同时被押去的政治犯有60多人。他们都戴着手铐被押上火车，互相间不准谈话。火车抵达苏州车站时，60多名政治犯一齐都不肯徒步至苏州高等法院。尽管敌人又吓又打都无济于事。敌人计穷，最后只得雇请了60多辆人力三轮车，拖着长长的队伍拉往苏州法院十字监看守所。犯人们一路上又呼口号，又唱国际歌，震动苏州全城。

十字监看守所是一座大型的监狱，这里关着3000多名犯人。为了防止犯人闹事，从龙华来的60多名政治犯被分散安插到各个牢房里。有一天，狱卒因毒打一位从鄂西抓来的地下党员，引起了犯人的强烈不满。全狱300犯人开展了大规模的绝食斗争。这场斗争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上海的中外律师、记者到苏州十字监看守所参观;南京出动了宪兵，用水龙头、机枪、大刀前来镇压。从龙华来的60多名政治犯被单独拉出来吊打。朱光还被钉上了九斤重的脚镣。由于长期的监狱生活和敌人残酷的折磨，朱光在狱中患了严重的伤寒病，发烧一个多月，以至不省人事。后来，经中共党组织聘请律师辩护，才被移至吴县法院以妨碍公务罪起诉。后来因屡传原告不到，朱光遂于1931年春被交保释放。

朱光出狱后，即与上海闸北区委联系。鉴于他在狱中病重，身体十分虚弱，组织上同意他到香港休养一个时期。

一个多月后，朱光从香港返回上海，并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开始，他在闸北区委工作，后调任淞浦特委任秘书长。不久，又转到剧联的基干剧团大道剧社工作，领导上海大、中学校的戏剧活动。但此时，大道剧社已暴露，不能继续开展活动。朱光便与剧社的同志商量，把大道剧社改为兰衣剧社，改变演出方针，组织短小精悍的剧目到上海沪西和杨树浦一带的工厂流动演出，进行革命宣传，帮助工人组织自己的剧社。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朱光受中共党组织的派遣，和剧社的同志一起开展募捐活动，到抗战前线慰劳抗日将士，开展士兵工作。

(三)

淞沪抗战结束后，朱光被派往鄂豫皖苏区，经芜湖、巢湖、合肥、舒城，辗转进入苏区红四方面军司令部，与徐向前、陈昌浩、舒玉璋等见面，被任命为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其时，正值四方面军在皖西围攻苏家埠、施家桥、独山一带的陈调元、厉式鼎部大获全胜之时。不久，朱光随部队北撤叶集，整顿后经商城南下，到白果、宋埠、岐亭、新洲一带开展游击斗争。

1932年7月，蒋介石调集了30余万兵力，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起第四次“围剿”。由于张国焘在战略上的错误和在苏区推行“左”的政策，致使红四方面军未能在内线打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被迫于10月份将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越京汉铁路不断向西转移，使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连续的退却日益怀疑和不满。12月9日，当部队进抵秦岭山麓城固县小河口时，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特委书记曾中生、原红四军军长旷继勋，曾任红四军政委的余笃三、红四军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朱光等十余人举行会议，讨论西进的得失，酝酿派人到中央揭发张国焘的错误，要求党中央迅速采取措施。张国焘为了缓和部队指战员对他的不满情绪，被迫于12月10日在小河口召开部队师以上干部会议听取意见。会上，曾中生、旷继勋等对张国焘家长式的作风和无止境的退却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张国焘表面上表示愿意听取大家意见，实则怀恨在心，伺机进行打击报复。这次会议虽然没有从根本上纠正张国焘的错误领导，它却对张国焘的无止境退却起了一定的阻止作用;对张国焘的军阀主义作风也有所抑制;对后来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开创则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小河口会议后，红四方面军南渡汉水，进入上元地区。于1933年初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当部队得以立足之后，张国焘便发动了一个所谓的反“右派”斗争，把那些对他的错误提出过批评意见或有过一些错误的人诬为“右派”、“托陈取消派”而进行残酷的镇压和迫害。在小河口会议上反对张国焘盲目退却的朱光也遭到张的迫害，由保卫局进行严刑逼供。经过一个多月的刑讯折磨，朱光被定为罗章龙右派分子，并开除党籍。张国焘无辜杀害了数以百计的红军优秀干部。朱光因写得一手好字，又能绘画才未遭杀害，关在保卫局，与廖承志、王占金、李春霖等人，戴着脚镣手铐，从事油印、石印、书写标语、绘制军事地图和印发钞票等工作。

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为策应中央红军，西进川西北，开始长征。朱光和廖承志、罗世文等人被张国焘派人押解着，戴着手铐，背着沉重的油印工具跟随部队长征，历尽艰难险阻。1936年10月，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后，在宁夏同心城纪念十月革命的大会上，傅钟代表西北局宣布解除对廖承志、罗世文、朱光等人的监禁，撤销处分，恢复党籍。至此，朱光三年多被迫害、遭拘禁的囚徒生活才告结束。

朱光随西北局到达保安后，在中央宣传部任科长。1936年底，中国文艺协会成立，朱光和廖承志共同负责戏剧组的工作。1937年1月到达延安后，他们首先演出了由德国米尔顿名著改编的话剧《炭矿夫》。朱光饰演老矿工的儿子，廖承志饰老矿工。他们配合默契，把威武激越、悲壮动人的剧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这是文艺协会戏剧组成立后的第一次公演。接着又演出了话剧《广州暴动》和描写西班牙工人革命斗争的独幕话剧《秘密》等。为了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六周年，朱光和左明编导了话剧《血祭上海》，调集了抗大、陕北公学及有关单位的戏剧工作者组成阵容强大的演出团，于1938年1月28日起，连演十天。当时参加演出的主要演员有沙可夫、朱光、李伯钊、赵品三、徐以新、任白戈、左明、孙维世等。这次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观看演出后大加赞扬。

2月上旬，在讨论《血祭上海》座谈会上，毛泽东称赞戏演得好，并说这个班子不要散了。当有人提出创建艺术学院时，毛泽东说愿以最大力量来帮助艺术学院的创立。于是当场组成了“艺术学院筹委会”，开始酝酿筹办工作。不久，由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衔，联合发出艺术学院的《创立缘起》。4月，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综合性的艺术学院——鲁迅艺术学院终于在延安北门外的土窑洞里诞生了。朱光担任学院的秘书长，是当时的院务委员会成员之一①。朱光由于在戏剧工作中的杰出成绩，与廖承志一起被誉为红军剧社两演员。

在此同时，朱光还积极参与马列学院的创建工作。5月，马列学院创立时，朱光是马列学院的秘书长。他除了负责马列学院日常的具体事务工作外，还兼任教员，负责讲授中共党史课程，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在延安期间，朱光曾聆听过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许多重要报告，受到比较系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1938年5月，经李富春批准，朱光与历尽艰难险阻，从香港千里投奔延安参加抗日斗争的余修结婚。毛泽东、陈云、李富春、罗瑞卿、凯丰等许多中央首长应邀参加了婚礼晚会。

同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结束后，中央组织部派朱光担任朱德的秘书，兼任第十八集团军总部秘书长，跟随朱德总司令到太行山，投身于抗日游击战争中。11月下旬，朱光协助朱德总司令到山西吉县对国民党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及其部属开展统战工作，宣传中共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和建立新军的问题。在这次活动中，由于中共方面制定了正确的方针路线，立场鲜明，态度诚恳，充分显示了八路军有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决心和办法，在阎氏内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到了山西屯留县故县镇十八集团军总部驻地后，朱光几乎没有休息，就和秘书龚澎、左漠野、刘公亮等根据朱德、彭德怀的意图，以各种形式，进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挑起了反摩擦斗争有关理论工作的重担。在两年的时间里，朱光接触许多友党友军以及各方面人士，做了大量工作。他在实际斗争中，准确地坚持了“硬不破裂统一战线，软不伤政治原则立场”的原则。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彻底粉碎后。朱光被调到一二九师工作。朱光在离开十八集团军总部前，朱德亲自为他作鉴定，称他“博学善谋，正直勤奋”①。

5月，朱光调任一二九师政治部宣传部长。为了加强师的政治工作，朱光根据刘伯承、邓小平、蔡树藩的指示，举办了政治干部训练队。他亲自筹划教学工作，强化师资，改进教学方法，还分担部分课程教学工作。在举办训练队的同时，朱光在师首长刘伯承、邓小平的领导下，组织制订了《政治指导员工作暂行条例》、《连队支部工作暂行条例》、《救亡室工作暂行条例》等，对加强连队政治思想工作，提高部队政治素质起了积极的作用。

为了打破日寇的“囚笼政策”，1940年8月20日至12月初，八路军在华北发动了有105个团参加的“百团大战”，给敌伪以很大打击。朱光从这次战役中既看到战士英勇杀敌，不怕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又看到八路军战士体力不够，缺乏白刃格斗的训练，不善拚杀，光凭一股血性冲上敌阵，所以容易功亏一篑的弱点。为了提高战士的身体素质，提高部队的作战本领，朱光在部队首长的领导下，精心组织了一次一二九师全师运动大会。1941年9月18日，在“九一八”事变十周年之际，运动会举行了。这次运动会，不仅有各项体育比赛和军事技术比赛，还有全师文艺宣传队的表演比赛。战士、群众白天参加体育比赛，晚上观看文艺演出，热闹非常。到会军民人心大振。此外，朱光还在运动场周围搞了师胜利品展览室、战史陈列馆及政治、文化、教育、美术等展览，真是盛况空前。当时《新华日报》 (华北版) 专门为这次运动会发的社论指出：这次运动会，是一次大规模的会试，考验以往整军建军的成绩，检阅自己的战斗力量，并从而求得经验教训，以为今后的借鉴。” “在敌后，特别是在紧张的战斗环境中，举行如此规模宏大的部队运动大会，不仅在八路军是第一次创举，而且在全国，在全世界，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空前罕有的” ①。

朱光除了做好部队的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之外，还关心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百团大战第三阶段，八路军粉碎了日军对太行根据地残酷的报复“扫荡”。于是，有些被日军摧残严重的地区的群众，思想发生动摇，怀疑抗战能否取得胜利，害怕 “熬不翻”。针对这种情况，朱光倡议组织一支精干的武装宣传队深入群众开展宣传活动。这支宣传队由师抗日先锋剧团和鲁艺实验剧团的成员组成。他们穿上缴来的日军服装，扛上缴来的日本武器装备，用活生生的事实进行宣传。日本觉醒同盟①也派人参加，进行现身说法。宣传队到遭受日寇摧残比较严重的地区进行慰问演出，并要当地也派员配合，做好救济工作。这是太行区规模最大、行程最长的一次巡回宣传。群众看到缴获的日军武器装备，又看到了生动的文艺演出，还听了日本觉醒同盟士兵的现身说法，情绪为之一振，悲观失望和埋怨情绪一扫而光。

朱光做宣传工作，往往有很强的针对性，且深入浅出，形象生动，使人容易接受。他画了一幅以中日双方下象棋作比喻的宣传画，用少许文字作说明，使群众从棋局的对比中得出日寇“快没棋了，老帅保不住了”的道理。他针对日本宣扬其太平洋“赫赫战功”的谬论，写了一首歌谣： “吉生吉，凶生凶。太平洋上起妖风，时到乙酉 (1945年) 见报应，日落南洋大海中”。这首歌谣流传甚广，教育效果也颇大。朱光有很强的政治敏感。他一方面重视党的政策的宣传，同时又注意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当时，不少地区对于伪军伪组织的宣传只强调了“身在曹营心在汉”，强调“暗助抗日”，而忽视了在政治上对他们的批判，揭露他们帮助敌人的罪恶。有些伪方人员以做“关老爷”为借口②，继续为敌人做坏事，在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朱光发现问题后，及时向师首长邓小平、蔡树藩汇报。不久，邓小平在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就强调指出：“更主要的还应强调反汉奸反伪军组织的宣传”，“只有使他们懂得自己失足的可耻，才更便于我们的争取，也才会做到"身在曹营心在汉’ ”①。

1943年，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志坚在平原作战中受伤，到太行区治疗。为了支援平原游击战，上级党组织决定派朱光到冀南军区担任政治部主任，接替刘志坚的工作，并兼任中共冀南区党委宣传部长。平原游击战争比起山地游击战更加残酷艰苦。朱光为了民族的利益，坚决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化装成教师模样，从安阳地段越过平汉铁路，迈进到以地道与敌人周旋的平原游击战场。

在平原游击区，“宿在碉堡下，夜观岗楼灯，天天必过路，夜夜跑敌情”，所以领导机关时刻处于战备状态。部队隐蔽时候多，公开的时候少; 分散的时候多，集中的时候少;行动的次数多，住宿的时间少;战斗的次数多，战斗的时间短。朱光根据部队这一特点，强调了小部队的政治工作，强化了连队政治指导员的职能，确定单独活动的连队指导员一律改为政治委员制，使分散活动的小部队的政治工作得到保证，能在狭小地区内充分发挥其结合人民打击敌伪的作用，使这里的平原游击战显示了无比的威风。

1944年5月，冀南军区与冀鲁豫军区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平原分局和新的冀鲁豫军区。朱光被任命为新的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他总结了平原游击战争政治工作的经验，把冀鲁豫军区的政治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十分活跃。1944年下半年，冀鲁豫军区相继收复了清河、内黄、丘县、濮阳、莘县等八座县城，一度攻入了砀山、肥城、枣强等地。部队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方针，经过1945年春夏两季的作战，将深入到冀鲁豫区的敌人大部消灭，使冀鲁豫平原与太行山区的联系更加紧密起来。

(四)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支持下，妄图以武力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力量，挑起大规模内战。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规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派遣大批干部和武装部队挺进东北。10月，朱光奉命和刘锡五、曹里怀、郭维城等人一起取道冀南、冀中、冀东，北出山海关，千里跋涉，直奔东北沈阳，再由东北局派至西满齐齐哈尔。朱光被任命为嫩江军区副政委。

齐齐哈尔曾是黑龙江省的省会，第三军管区的所在地。抗战胜利后，往日投靠日本人的汉奸、特务和土豪劣绅摇身一变而成为“正统”的国民党。齐市一下子冒出了四个国民党党部。他们各自发展组织，秘密建立反革命武装，还拼凑了一个“解放委员会”出面维持齐市的局面。另外，加上当时齐齐哈尔又处在苏军管制的特殊形式下。所以，情况更显得异常复杂。朱光等人与先期到达齐市的王明贵、张瑞麟等一起，在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指导下，积极发动群众，扩大党的组织，扩大人民军队，肃清敌特，训练干部，接收政权，与国民党反动派作尖锐的斗争。他们针对当时群众“正统观念”比较浓厚，对时局捉摸不定，对前途忧心忡忡的混乱思想，亲自到各处讲演，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各项方针政策，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英勇抗战的历史，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揭露蒋介石投降卖国，断送东北，使东北人民陷于苦难深渊的罪行。在进行广泛的宣传发动的基础上，先后建立了齐市民主大同盟和嫩江人民自卫军，创建了嫩江军政干校。朱光亲自任副校长。干校招收工人、农民、大中学校学生，对他们教授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史、抗日斗争史、政治经济学和军事课程，组织他们参加农村的减租减息、剿匪和各种军事活动，使他们在实际斗争中经受锻炼。这所学校，先后为中共党政军各部门培养了七八百名干部。

12月下旬，国民党“接收”人员根据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协议进入东北进行“接收”。嫩江省委和齐齐哈尔市委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在农村“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根据地”，赢得更大胜利的战略方针，除留下少数地下工作人员外，撤退到齐齐哈尔市东北部的甘南发动群众，进行剿匪斗争，发展扩大军队，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朱光与军区司令王明贵等率领部队先后在讷河、扎兰屯、林甸等县开展剿匪斗争。1946年1月初，王明贵、朱光指挥2000多人的部队，在距甘南20多公里的中兴村，击溃了妄图夺取甘南的五六千“光复军”，保卫了革命根据地。4月，又重新解放了齐齐哈尔。根据上级的指示，朱光调任北平军调部第36执行小组中共代表，前往吉林白城子执行军事调处工作。

朱光在军调小组里，既坚持原则，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又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军调36小组国民党方面代表前后调换了好几任，有的是敌视共产党，敌视人民，坚持蒋介石独裁内战政策的死硬派，也有不满意国民党政策，有一定正义感的人士。朱光根据不同对象，采取了不同的对策。军调36小组国民党第三任代表刘汉庭，在军调小组期间，进行特务活动，搜集解放区的情报被当场抓获。国民党方面抵赖说刘是东北人，亲友众多，共产党把他的私人交往当成情报活动，是违背军调部命令的，反咬一口，向我提出抗议。朱光坚决进行斗争，无情地予以揭露，把递交情报人的口供、情报原件及交换情报的经过等确凿证据一一摆出，使国民党代表狼狈不堪。连美方代表也感到无法掩饰，只好无可奈何地要求国民党方面把刘汉庭调换掉。

7月，国民党方面调朱戒吾任军调36小组代表。朱戒吾是一位具有正义感的国民党将领，他不满意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对解放区，对共产党有一定的好感。他到36小组之后，就向《嫩江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说：我为和平调处而来，我们的国家实在不需要内战了。我希望共方国方共同努力，达到制止战争，和平建国的目的。朱光为了争取朱戒吾为和平事业多出力，一方面从生活上尽量提供照顾和方便，另方面用各种方式向其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白城子原是一个鼠疫区，36小组住地就是日伪时期日本人搞的鼠疫病防研究所。为了军调小组人员的安全，朱光专门派医生来向朱戒吾等人说明情况，要他们注意防患，并为他们打预防针，使三方代表相处十分融洽。那年八·一五周年纪念，朱光特设宴邀请国民党和美方人员。席间，朱光谈笑风生，连一向比较严肃的美方组长也谈起美国人也有怕老婆的笑话来。朱光知道朱戒吾喜欢绘画艺术，就送一幅日本名画给他。这幅画画的是一只白鹤巍然独立、昂首仰视，寄意朱戒吾在国民党阵营的污泥浊水中要洁身自好，不要随波逐流。朱光还亲自题跋： “此画于八·一五东北解放得自敌人手中，敬赠戒吾兄以为胜利之纪念。朱光。”在会议桌上，朱光虽然有时也和朱戒吾进行激烈的争论，但在会后，却赤诚相见，耐心帮助。1946年中秋节，朱光亲自动手做广东菜招待美方和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朱戒吾是四川人，也自告奋勇做了回锅肉和麻婆豆腐两味四川名菜共庆中秋。席间，朱光指着天上皎洁的明月，深情地说： “天上月圆，人间共聚，我们国家应该团结，共同建设才好”。说得朱戒吾连连点头称是，美方组长巴鲁上校也说： “我们现在不是正为此而努力吗?”①

同年10月，朱戒吾衔命内调，朱光特设宴为之饯行，临行时，朱光又语重心长地叮嘱朱戒吾： “在交通线上，国民党军队由于武器优势，美国支持，可能要占点便宜。但在离开交通线的广大农村，你们就没有办法了。广大人民群众在我们这边，我们的胜利和你们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也不会太长，你要好自为之。”②朱戒吾由于亲眼看到解放区的民主进步与国民党统治区反动腐败的鲜明对比，又深受朱光等人的启发教育，思想有了很大变化。此情此境，也不禁慨然表示： “我绝不参加这一场战争。军调部结束后，我将回成都结婚。我在四川部队久，熟人比较多，如果革命需要我做点什么事的话，我是可以而且能够尽力的。”果然，他后来终于在国民党陆军九十五军中，率众参加了四川彭县起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12月，中共西满分局决定撤销嫩江省委，齐齐哈尔由西满分局直接领导，并对中共齐齐哈尔市委进行了调整，调朱光任中共齐齐哈尔市委书记。

此时，国民党仍然继续取全面进攻的态势。在东北，他们正采取“先南后北”的方针，企图先消灭南满革命根据地，去掉后顾之忧，再挥兵北上，夺取全东北。因此，建设一个新的齐齐哈尔，建立和巩固人民的革命政权，对于打破敌人“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具有重要的意义。

朱光到达齐齐哈尔市后，根据当时西满分局的计划，结合齐市的具体情况，分阶段制订了“第一次三个月工作计划”、“第二次三个月工作计划”和“第三次下半年六个月计划”，重点抓了下面几项工作：

首先开展生产运动，解决群众的生活来源。刚刚解放的齐齐哈尔，在15万多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城市贫民、工人、贫苦知识分子失业或无业，生活无着，处于半饥饿状态。为了解决这部分群众的燃眉之急，朱光把他们组织起来，开展合作互助运动，开办条件许可的各种手工业和家庭副业。市委机关则与各街道机关带头种瓜种菜种粮食，发展生产，并发动城市居民发展家庭副业，家家养猪养鸡，补充城市的粮菜和肉食供应，使群众渡过生活难关。

其次，按行业整顿和建立工人组织，加强思想教育。齐市刚解放时，工人组织是地区性的混合组织，不利于工人的思想教育。为了解决产业工人的具体问题，加强工人的思想教育，实现按行业组织工会的计划，朱光调配干部到各行业带领工人积极分子酝酿成立行业工会，推选工会领导，召开全市工人代表大会，制订工会章程和纲领，选举总工会领导成员，建立起新的工会组织。朱光还针对当时工人的思想状况，通过办训练班、办工人夜校、办俱乐部等形式，对工人进行思想教育，从中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工人骨干分子。

再次，做好知识分子队伍的整顿和教育工作，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由于长期的封建主义和日伪政权的反动统治，知识分子队伍中良莠不齐，思想分野甚大。朱光根据中央的部署，并针对当时的知识分子主要集中在学校的特点，对全市的中小学进行了调整、合并和整顿，成立联合中学，使原来比较零散混乱的教育体系逐步正规化。朱光还利用学校的假期，召开教育工作者大会，进行政治形势、美苏问题、土地改革问题，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出路问题等专题教育。并组织他们到军政大学和农村参观学习，了解军大的教学方法和管理方法，了解农村的土地改革运动，消除他们思想上的种种疑虑和恐惧。同时，他还利用假期举办“青年学园”，组织学生演戏、唱歌、画画、跳秧歌舞、滑冰等活动，团结、教育青年学生。在这个基础上，组建起齐齐哈尔市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广大青年盟员在组织青年夜校、出版街头宣传墙报、组织剧团和秧歌队、动员参军参战支援前方等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四，狠抓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和贯彻。随着郊县土地革命运动的深入展开，齐齐哈尔市附近农村的地主纷纷逃亡到齐齐哈尔市。这样，成批农民也进城来抓逃亡地主，查抄浮财。开始时搞得很乱，给市内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针对这种混乱的局面，朱光当机立断，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要保护工商业的指示，在派出专门人员协助各地农村查找逃亡地主送归原籍进行批判斗争的同时，签署命令，禁止农民私自进城抓人抄物，保护乡村地主在城市属于工商业部分的财产，这样，既减少了城市和农村的矛盾，又安定了齐市民心，巩固了城市秩序。

为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朱光从仅有八名干部的市委机关中抽出干部创办报纸。这份称为《齐市新闻》的报纸，从定名到编辑、出版、人员的调配、报纸的经费、纸张、印刷、发行等工作，他都具体处理。他亲笔为报纸题写刊名，亲自到东北局宣传部联系解决报纸的用纸和创办齐市工人印刷厂问题，亲自审阅每期刊出的稿件，亲自撰写报纸的社论。

1948年5月，朱光调任中共东北局城市工作部秘书长。10月19日，长春市解放后，朱光又调任中共长春市委书记。

长春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为了负隅顽抗，在城市实行“杀民养军”的残酷政策，使城内的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全城逃离市区者40余万，饿死街头者近10万。

朱光带领全市人民“救生埋死”，一方面到各地求援，迅速运送发放救济物资，安抚生者; 一方面组织掩埋队伍，掩埋暴露在全城各处死难同胞的尸体。同时实行以工代赈的政策，组织全市人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入城仅仅三天，就开通了铁路运输，从各地输入粮、煤，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接着自来水、输电线路、市内交通等也相继修复。此外，政府还鼓励郊区农民自由运蔬菜燃料进城，并在郊外开辟了十多个贸易市场，既解决了市民的生活来源，又避免了市区抢购和涨价风潮。对市内的工商业则实行登记整顿，发放低息短期贷款，限期开门开市。在仅仅两个月的时间里，就恢复了大小工厂3000余家，商店5000余家，使久经战难，市井萧条的长春市逐步出现生机。

(五)

1949年8月，朱光奉命南下广州，参加广州的接管工作。

当他离别东北，进关南下途经北平时，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朱光来到中南海，向当年共同驰骋在华北抗日前线的老首长朱德总司令告别。在这里，正好遇上行将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久别重聚，自然别有一番情趣。毛泽东幽默风趣，朱德敦厚诚恳，朱光倜傥风流，彼此无拘无束，海阔天空地恳谈。朱德应朱光之请，即席书写了一帧《赠友人》诗相赠。尔后，朱光又应毛泽东之请，到其书房叙谈，毛泽东亲笔为朱光题词一幅： “到南方去，同原在南方工作的同志团结在一起，将南方工作做好，这是我的希望。朱光同志，毛泽东。”①并草书《长征》诗一帧，附款“书赠征人”以赠②。

9月，朱光率领200名两广籍干部渡黄河，跨长江，抵达江西赣州，在这里与南下大军聚集一起入粤。10月14日，广州解放，朱光带领着两广接管干部随解放大军进入华南重镇广州城。10月24日，朱光任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11月11日兼任广州市副市长，12月，任中共广州市委代理书记。朱光到达广州后，首先集中力量于建立政权、肃清敌特、维护治安、整顿金融、稳定物价、赈济失业等工作上。

刚刚解放的广州城，社会秩序十分混乱，土匪横行街衢，流氓赌棍多如牛毛，淫书淫画充斥市场。各种光怪陆离的人物，趁解放军刚入城不了解情况之机，冒充进步，组成100多个各种名目的“接收组”，企图打进新生的革命政权。朱光协助叶剑英领导的市委、市政府同军管会一道组织了6000余人组成的人民纠察队，及居民治安小组，配合人民解放军和公安部队，很快把土匪特敌镇压下去，扫荡了遍布街头的淫书淫画，使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渐趋稳定。

广州由于毗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前哨阵地香港，港币趁国民党货币严重贬值的机会，大量侵入广州，充斥华南市场，无孔不入地吮吸着广州以及华南地区人民的血汗。在此情况下，封建买办性的钱庄应运而生，成了帝国主义的代理人。麇集于广州十三行等地的形形色色的地下钱庄和专门从事外币投机的“剃刀门楣”，同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哄抬物价，制造市场混乱，煽动金融狂潮，坑害人民群众。为了改变广州的混乱局面，朱光与其他领导人一道在城乡开展禁止外币金银流通，拒收港币，拥护人民币运动。但是，那些地下钱庄凭借着他们盘根错节的关系，继续与人民为敌。朱光采取断然措施，组织了市公安局干警、公安干部学校学生、警备部队、工人纠察队，于12月5日同时行动，一举扫荡了地下钱庄87家，“剃刀门楣” 549档，根据情节轻重，分别进行处理，终于彻底铲除了捣乱金融市场的社会基础。身受其害的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事后，朱光在广州各行业商人代表会议上指出： “各种各式的地下钱庄，是帝国主义、官僚买办阶级的走狗，"剃刀门楣’ 是帮凶”，“他们是一个系统的，有勾结的，是无孔不入地剥削人民的”。他们罪恶做尽，人民群众恨之入骨，他们的“日子走到尽头了”①。

在接管广州的过程中，朱光依靠人民解放军，依靠原在广州坚持斗争的广州地下党组织，依靠人民群众，使接管得以顺利进行。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做到了工厂复工，商店复业，学校复课，城市通水通电通车，市场粮肉菜供应趋于正常。为了解决大量工人和知识分子失业，生活无着的困难，朱光吸取在东北行之有效的“以工代赈”的办法，组织失业人员抢修城市的各种市政设施，筑路修桥，清理垃圾，种树种果，既美化了广州城，又赈济安置了失业人员。仅半年时间，就清理了全市许多明沟暗渠，修理了市内市郊的马路干线，清除了全市的淤泥垃圾，修建了12座摊贩市场和100多座厕所，建起了六二三路的反帝纪念碑和三元里平英团纪念碑，建起了越秀山体育场，完成了中山纪念堂的修理工程，动工重建国民党反动派撤离广州时炸毁的贯通广州南北的海珠桥，使广州市的面貌发生了初步的变化。

1954年10月，朱光被任命为广州市市长。朱光主政广州期间，做了大量工作，给广州人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而最为广州人民称道的是他的城市建设思想和他那雷厉风行，勇于创新、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与光明磊落、襟怀坦白的高尚品质。

朱光在50年代初期就提出了“绿化长堤，美化广州” 的口号。后来又提出： “要把广州建设成为一个更加完备的工业生产城市，同时，又是一个美丽、整洁、安静的花园城市”①。根据这个建设城市的指导思想，他除抓好城市的工业建设外，花了很大力气，主持广州市的多项市政建设和文化卫生教育事业的建设。

广州刚解放，朱光就组织了广州的失业人员在珠江河畔长堤一带和马路两旁及广州城附近的荒山秃岭上广种花木，开展绿化工作。在广州东北郊方圆28平方公里的白云山种了大量的松树和各种果树，并且开凿公路，建设了许多风景点，使白云山变成树木葱茏，松涛如海，风景宜人的著名风景区。他把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寇炮火夷为废墟的西堤灾区开辟成为集文化、游乐、休憩于一体的广州文化公园。1958年他发动全市人民奋战一年，先后建成了麓湖、流花湖、荔湾湖、东山湖四大人工湖公园，既解决了广州长期以来存在的因暴雨和潮汐造成的水淹问题，又美化了广州环境。他把当年国民党反动派枪杀革命群众的刑场之一的红花岗开辟成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供人民缅怀革命先烈和游憩。此外，还新建改建了三元里抗英斗争烈士纪念碑，纪念辛亥革命烈士的黄花岗公园以及广州动物园等等。这些公园像一颗颗绚丽的明珠，镶嵌在珠江南北。在许多公园和建筑上，还留下他飘逸俊秀的墨迹。昔日杂乱无章，破旧肮脏的广州市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广州解放后一段时间一直没有市办的大学。为了改变这种状态，朱光于1958年亲自主持创办了广州医学院，并自兼院长，作为广州地区培养医务科技人员的基地。后来还创办了广州师专，使广州有了培养学校师资的高等院校。广东粤剧是广东地方戏的一大剧种，向有“南国红豆”之誉，是南国剧坛的一颗明珠。为了促进广东粤剧的发展繁荣，朱光经常过问粤剧发展的情况，说服动员移居香港的著名粤剧演员薛觉先、马师曾、红线女等返回广州，重振广州剧坛。薛、马、红等人回广州后，朱光亲自过问，并安排他们的住房、生活、工资待遇等，使他们安心工作，发挥其一技之长，为繁荣广州的文艺事业做出贡献。

新中国建国初期，朱光兼管广州市的政法工作。他对每一个重大案件的审批都十分慎重。广州曾经破获一起伪造钞票案。广州人民法院判处案犯死刑，呈朱光审批。朱光并没有立即批复。他委托秘书对该案进行认真调查核实，反复核对了六次，直到材料确凿无误，才在呈批材料上签个 “杀” 字。事后，朱光对秘书说：杀一个人很容易，只要我的红笔一勾，一个脑袋就可以落地。可是，杀一个人将会牵动多少人的心! 如果我们错杀了人，他的家属将无辜受牵累，就要引起一批人对我们党不满，党的事业就要遭受损失。我们办事情，千万不能凭感情，图痛快，草率从事而坏了我们社会主义千秋大业①。

朱光身为一市之长，但从不搞特殊化。他克己奉公，严守法纪，努力做一名合格的公民。当时，市委规定，领导干部私事外出，不得用公家汽车，朱光遵守如仪，自己买了辆摩托车，叫孩子驾车，载着他到街上去。街上的交通民警截着查问。驾车的孩子未领驾驶执照，是违反交通规则的。民警要把他们父子两人带到派出所去。朱光问： “我只是坐在后面，也犯规么?”民警说： “正是要警戒你呢! 你是大人，应知道交通规则，他还是个孩子”。朱光默然随着民警去派出所。所里要登记他的姓名、职业，这时，才知道他是市长，不禁相顾愕然。但朱光却坦然承认自己违反了交通规则，民警同志对他警戒和教育是对的，他表示接受②。

1950年春，在广州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上，工商界代表某工程师提出创办一座现代化的有机肥料厂，把市内的粪便垃圾制成有机肥料支援农村。朱光考虑到办这样的工厂，既可改变城市的卫生环境，又可制造肥料支援农村，变废为宝，一举两得，遂批准该项议案，后经上级同意并制订出详细计划，由专家教授两次讨论论证后报请中南财经委员会拨款170万元投资兴建。可是，由于当时没有足够的工业基础和技术经验，加上设计上的错误和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广州有机肥料厂的建设失败了。除一部分设备可转作他用外，总共损失70万元以上。朱光对此痛心疾首，反复多次向华南分局、广州市委、广州人民政府、广州市人代会和党员干部大会作了深刻的检讨，还在《广州日报》上发表了《我对建设有机肥料厂的错误的检讨》。事后，他悔恨不已，作诗自叹道：

半世浮波骇浪中，云山孤月照孤蓬。

无才解赋珠帘雨，谁肯相借一席风①?

(六)

1960年10月，朱光调任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后因故未到职。1961年2月调任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曾先后到苏联、朝鲜、日本、索马里、苏丹、乌干达、埃及等国家进行友好访问，为中国人民的外交事业做出贡献。

1965年12月，朱光调任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安徽省副省长。主要分管科技口的工作。他平易近人，真诚坦白，很快就博得广大知识分子的拥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李葆华受到批斗。朱光仗义执言，在大会上提醒大家要注意政策，谨防扒手。因而被扣上对抗“文化大革命”，“死保李葆华”等罪名遭批斗。11月，朱光患脑血栓，回北京治疗。1967年2月，病稍愈，乃回安徽合肥，被囚禁于距合肥市20余里的郊外水库工地“交代问题”，批判斗争达一个月之久。后被送回合肥继续进行批判斗争。这时合肥正在进行所谓“夺权”斗争，由各地的小武斗逐步酿成合肥的大型武斗，局势十分混乱。朱光重病在身，于是年6月请假回北京治病。1968年初，朱光在北京的家被反复查抄，妻子被逮捕，儿子遭毒打。他又重新被押回安徽合肥被加上各种罪名进行批斗。朱光患病之躯终于经不起不断的批斗和残酷的折磨，在一次批斗会上当场晕倒，卒至不起，于1969年3月9日含冤逝世于安徽合肥一间关押老干部的斗室里，终于63岁。

1978年9月23日，中共安徽省委在安徽合肥为朱光举行追悼大会。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向大会送了花圈或发了唁电。悼词赞扬朱光“是我们党的好党员、好干部，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朱光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①参见《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纪事》 (1988年4月版);钟敬之:《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概貌侧记》;陈旭: 《廖承志同志在延安的戏剧生涯》,1988年6月28日《团结报》。

①刘备耕: 《苦战敌后》 (未刊稿)。

①参见刘备耕: 《钢铁的身体,钢铁的意志——八路军一二九师运动大会纪实》。

①日本觉醒同盟系由投降过来的原日本士兵组成。

②“关老爷”即指关云长,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二十六、二十七回记载,关云长与刘备失散后,被曹操留下,很受优待。但关云长的心始终向着刘备,身在曹营心在汉。后来过五关斩六将,终于回到蜀汉。

①刘备耕: 《苦战敌后》 (未刊稿)。

①②朱戒吾: 《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亲历记》。

①毛泽东题词原件存朱光家属处,朱德题诗巳遗失,内容不详。

②参见舒群《胜似春光》(《新观察》1984年8月号)。

①朱光: 《在广东各行业商人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原件存广州市档案馆。

①参见朱光《大家动手把广州市建设得更美丽》,1960年2月23日在动员全市人民参加城市建设大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