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刘]2019年10月23日，国务院发布《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掀起了一波优化全国商业环境的浪潮。关于如何实施《优化环境条例》，《财经》采访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副主任吴静安博士。

吴静安博士说，近年来，围绕国务院“配送服务”的部署，对经营环境进行了一系列实践探索。比如最近国务院视频会议提出要建设国家政府服务“一网”、“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和信用监管。再比如地方探索，比如上海自贸区改革中的“证照分离”、“单一窗口”，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江苏“不开会审批”，银川“一个公章审批”等。《条例》将近年来“分销服务”改革的有效经验和做法上升为法律法规，为境内外企业和其他市场主体建立了无差别的基本制度和商业环境规范。这是一项结合国情、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弘扬开拓精神的创举，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继续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决心和实力。

总的来说，《条例》的推出体现了三个发展思路。第一，法治是最好的商业环境。需要在法治框架内调整各种市场主体的利益。商业环境的法制化程度越高，市场的开放性和透明度越高，竞争实体的地位越平等，吸收资本和配置资源的能力越强。二是市场思维，以痛点和堵点为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然后是以人为本的思想，以人为本，规划改革，让人民进一步增强收获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推出带来了三个发展红利，赋权地方发展，促进企业释放活力，让人满意。

《条例》的推出，充分体现了与新兴技术结合、制度创新、评估问责、社会共治、改革赋权五大结合，为营造法制化、国际化、便捷化的营商环境提供了立法保障，有利于中国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形成，从而实现中国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与其他国家共同发展的良好前景。

以下是

采访吴京博士并提问：

记者：

上海是中国经济、金融、贸易、科技、信息和文化的中心。如何优化商业环境帮助城市功能升级？

吴敬桉博士：

优化商业环境有三个境界。第一个领域是关注评价指标。通过对标世界银行和国家发改委的经营环境评价指标，运用数据整合、流程再造、制度创新等手段，可以从根本上提高政府管理服务的水平和效率，广泛激发市场活力。比如，中国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后，每天新设立的企业数量从69万家增加到1.84万家，每千人企业数量从2013年的11.4家增加到2018年的23.9家，增长了一倍多。

第二个领域是促进产业发展，重点行业，从市场准入、开发运营、制度监管等方面创新探索优化经营环境的各种措施。解决产业发展的痛点，建立产业发展的“绿色通道”，促进重点产业快速发展。比如前期中国飞机融资租赁行业面临的发展痛点是没有飞机购机指标、外汇支出有限、关税负担重、飞机属地申报等，分散在不同部门。因此，2013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第三个领域是提升城市功能，立足城市基本优势，通过不断优化商业环境，促进城市聚集各种要素和资源，成为资金流、物流、信息流、商流等要素的“汇聚地”，不断提升其在全球城市网络关系中的节点功能和地位。比如迪拜，经过20年的改革发展，已经从一个沙漠城市变成了与纽约、东京、伦敦同名的全球城市。全球500强企业中有400多家在迪拜设立了公司和区域或全球中心，迪拜是著名的国际贸易港口城市，也是世界第三大旅游目的地。根本原因在于创造了一个100%外资独资、15年所得税免税、自由贸易区引导下资本和利润自由汇出的良好经营环境。

上海是世界银行商业环境评价的样本城市，其在一、二领域的创新实践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现在要进入商业环境优化的第三个领域，重点提升城市功能。例如，近年来，努力在上海自由贸易区建设新区，举办上海国际进口博览会，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科技创新板，集聚总部经济等。不断创新改革土地、人才、金融、税收等政策制度，优化商业环境，加快上海成为全球物流、商流、资金流、科技流、信息流枢纽，不断丰富和发展商业、金融、文化、科技创新等城市功能，打造全球城市。

记者：

作为资深专家，你见证了国内商业环境的进步和优化。如何看待当前区域商业环境的差异？不同地区之间，商业环境的差异会导致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模式、动力和抗脆弱性？

吴敬桉博士：

从全球城市经济网络关系来看，不同地区和城市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功能定位的不同，对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经营环境的重视程度也不同，这也决定了各地经营环境的差异。在全球城市经济网络中，北京、上海等城市是全球能源级城市，承担着中国与全球经济的能源交换角色。在市场化和法治化的基础上，此类城市应通过促进总部经济集聚和加强国际贸易流通，重点提升资源要素的国际流动功能(国际化)；杭州、南京等城市属于区域能级，承担区域经济发展和辐射作用。这种城市优化商业环境应该在法治的基础上，通过减少市场准入和创新监管方式，打开产业发展的痛点。完善市场配置资源功能(市场化)；一般地市级城市属于一般能源级城市，其商业环境优化侧重于制度创新和流程再造，通过“一个网络”

通办”、“单一窗口”等方式提升政府服务功能（市场化、法治化）。

各地区、各城市要立足自身发展阶段，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促进资本、人才、技术等各种资源要素流动汇集，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如果不能持续性优化营商环境，就会在全国各地优化营商环境的浪潮中落后一步，陷入低水平、粗放式传统招商引资模式的路径依赖，导致地区或城市发展陷入落后和被动。

记者：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采取原创性、差异化的优化营商环境具体措施，服务城市发展战略和重点产业发展，形成城市发展特色和优势。关于营商环境的发展，您给好多地方都做过演讲和建议，比如成都、广州、杭州、厦门等地区，请问总体来看，这些特色区域都需要在哪些方面作出改进和努力？代表的城市请具体谈一下发展的案例？

吴璟桉博士：

对照优化营商环境三个境界，大部分城市都有可优化和改进的地方，部分城市也做了很多创新性探索。

境界一聚焦评价指标、提升政府水平层面，全国各地都进行了丰富的创新性实践探索，如浙江的“最多跑一次”改革、江苏的“不见面审批”、银川的“一枚公章管审批”等。

境界二推动重点产业发展层面，如上海为促进汽车产业发展，对进口汽车零部件直接采信CCC认证结果；为促进大宗商品交易发展，对进口矿产品先放行后检测。又如宁波为推动智能装备、新材料产业发展，通过创新应用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首批次新材料应用材料保险有效消除了企业应用智能装备、新材料的顾虑，提升了相关企业应对复杂风险的能力。

境界三提升城市功能层面，如郑州通过积极争取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落地、大力扶持通航产业发展、推行口岸通关创新等途径打造提升国际航空货运枢纽的功能定位，并因此引聚了大量航空货运“主导型”产业，推动郑州成为德国戴姆勒、宝马公司等高端汽车零配件集散地，微软公司、联想集团电子产品的集散国内第二大物流分拨基地和UPS公司全国第三大快件中心。又如宁波不断加强义甬州大通道建设，通过公铁联运、海铁联运等多种方式连接义乌、舟山，利用宁波舟山港帮助义乌小商品走出国门。义甬舟大通道建设不仅助力宁波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海陆“桥头堡”，更成为宁波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进一步确定了其区域经济中心城市的功能地位。（吴璟桉，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先后曾任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副处长、上海市信息中心经济预测中心主任等职。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和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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