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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政之，名霖，字政之，以字行，笔名冷观、静观，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生，四川华阳(今属成都市)人。是一位以“文人论政”，希望实现其振兴中华理想的爱国报人，著名报业企业家。其父胡登崧是举人，他幼年随父宦游安徽，少年时就读于安庆高等学堂，学习勤奋，打下了很好的古文根底。其父病逝后回到家乡，1905年赴日留学。在日本初读于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嗣入帝国大学法科，在日留学期间加入同盟会。

1911年，胡政之学成回国，先在上海为一家馆教英文，后通过律师考试，与友人共办律师事务所。嗣在河南淮阳任法庭刑事推事，不久任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庭庭长。1912年，他在上海服务于于右任的民立图书公司，并以“冷观”的笔名投稿于《民立报》。翌年，胡政之和张季鸾在《大共和报》工作，担任总编辑，还兼课于吴淞中国公学讲授法律。1914年他去北京，在某大学教法律，并兼《大共和报》驻京特派员。翌年前往东北吉林任法院推事，不久被吉林巡按使王揖唐选任秘书长。

1916年，胡政之随王揖唐回到北京，任内务部参事。与安福系军阀关系日益密切，与中外各界上层人物多有交往。10月，经徐树铮的推荐，入天津《大公报》任经理兼编辑。张勋复辟时，助安福系讨伐，销路大增。他审时度势，以“冷观”的笔名发表社评，又在《大公报》辟思想专栏介绍西方文化。天津《大公报》一时颇有起色。1919年1月，他被《大公报》派往法国采访巴黎和会，成为和会唯一的中国记者，撰写大量独家消息，发表文章及专电，刊载在《大公报》上，随后考察欧洲各国新闻事业，走访各国通讯社。皖系在直皖战争中失败，《大公报》营业不振。1921年春回国后，胡政之离开《大公报》，应林白水之聘任北京《新社会报》总编辑。未几因与林意见不合离京去沪，经徐树铮保荐由卢永祥出资，办国闻通讯社。

胡政之主持国闻通讯社，力图办成全国最大的新闻通讯机构。当时国内许多通讯社只是挂名，且被一些人作为敲诈工具。胡政之在欧洲考察新闻事业时，即遍访法国哈瓦斯社、德国漫尔夫社、英国路透社及意大利司丹法社等，决心回国办好一家全国性的通讯社，以争取中国新闻报道的独立性。1924年秋，他设国闻通讯社总社于上海，此后陆续于天津、北京、奉天(沈阳)、汉口、长沙、重庆、广州、贵阳等地设立分社，于各地聘请兼职通讯员，且有国外的美联社、哈瓦斯社、路透社、联合社等订稿，成为具有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大通讯社。

胡政之常往来于京、津、沪三地，广泛采访总统府、督军署、国会以至巡警岗亭、庙会、饭馆、澡堂、妓院等等。有时清晨四五点钟在北京崇文门看枪毙人的告示，等到电报局一开门就发电报，及时报道新闻。起初每天发稿六七千字，后来多至万余字，靠能力与交游以稿件赚得自给自足，一时生气勃勃，其个人的名声在新闻界鹊起。

但是好景不长，国闻通讯社因卢永祥战败，经济上失去支持，乃于1924年8月在叶楚伧、潘公展等国民党人的协助下，再创《国闻周报》作为附属事业。该刊内容有时论、专论、通讯、一周述评、掌故、文艺、诗海等。既有言论、新闻，又有文艺，每期发行达五万份。继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之后，成为当时国内最有影响的周刊。

1925年11月，天津《大公报》因经济困难而停刊。胡政之与张季鸾、吴鼎昌商议，决定扩充《国闻周报》以资助国闻通讯社;同时准备接办《大公报》，遂将《国闻周报》和国闻通讯社迁天津。翌年6月，与吴、张共同组织新记公司接盘《大公报》，于9月1日正式复刊，日出对开一张。他们坚持“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由胡政之掌握报社经营的全局并参与社评言论，担任经理兼副总编辑。他总管报社经营的全局，从发行、广告、会计到印刷事务，以及考查记者、编辑、地方通讯员的工作，各种具体事务无所不管;同时，除参与《大公报》社评的议论(有时也撰稿)外，还要为国闻通讯社发新闻稿。他每日七八点钟去报馆，着重了解发行和广告情况，阅读报纸，下午督促编辑和访员工作。晚上与吴鼎昌研究社务及分担社评写作，每天要忙到半夜。他重视人才，善用人才。1928年9月，胡游访东三省，以“冷观”笔名发表游记数篇，揭露日本的侵略野心，使国人引发对东北的关注。其后两年间，他再游东北，又发表通讯和游感文章多篇。

“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进入发展时期，为了扩充报纸的内容，胡政之力主运用社会力量办报。1933年9月，他与张季鸾去北平宴请文化教育界名人蔡元培、胡适等人，开辟《星期论文》专栏;之后又相继增出图书以及哲学、教育等各类周刊，充实报纸的版面。

在全国抗日爱国运动高涨之初，胡政之认为我国国力薄弱，国内政局欠稳，主张对日暂缓抗战，赞成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其言论偏袒蒋介石，为此《大公报》曾被投掷炸弹。胡政之不正视抗日，而积极于宣传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1933年起，他派画家赵望云赴河北农村，以写生画报道农民情况，并派人普遍调查农民状况，在报上宣传民生问题。“塘沽协定”之后，华北危机日益严重，他对抗日态度开始积极，在“九一八”事变四周年时，他指出日本的侵略得寸进尺，勉励国人要发奋自强。北平“一二九”运动爆发，他一面劝当局勿使其政治化，一面劝学生进行有组织有纪律的活动，不要妨碍学业。胡政之目睹日本侵略日亟，华北有不保之虞，与张季鸾等筹谋对策，于1936年4月在上海增出《大公报》沪版。与此同时，他将《国闻周报》迁沪;并拟于汉口、广州、重庆、西安增设《大公报》分馆，计划向全国发行《大公报》。为此，他到广州考察，并派员去汉口、西安筹办，准备向工商界招股。在他赴日本考察报业回国后，还打算设立研究部，以适应《大公报》“注重国民经济”、“报道民生疾苦”及“科学实用”等要求。后均因抗战爆发而使计划落空。

“七七”事变后，胡政之誓言坚决抗日。上海在“八一三”抗战后于11月沦陷，胡政之与张季鸾等决定上海《大公报》停刊，将部分机器运往香港，出版香港《大公报》。1938年春，他离汉去港筹办香港版。8月《大公报》港版出版，胡政之在创刊号上说：“这一年的严重外患，毁了我们国家人民多少事业，本报是民族事业的渺小一分子，当然亦不能例外。然所幸者，不独心不死，人亦未死，虽然备受艰危，而一支秃笔始终在手不放。”表达了《大公报》同人“文章报国”的意念。之后他又筹办桂林版，还计划出版昆明版，而以香港作为其事业的基地。翌年3月15日，《大公报》桂林版发刊，他常去桂林主持工作。1941年9月，张季鸾病逝后，他由桂林赶回重庆料理丧事和主持社务，设董监事联合办事处，任主任，总揽《大公报》全局，同时成立社评委员会，任委员。1941年12月香港被日本侵占，他撤至桂林，后去重庆，递补张季鸾遗缺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后续任第四届参政员。1943年9月，他宣布《大公报》同人公约，仍以“不私、不盲”为社训。同年11月，入宪政实进协会为会员。是年冬，他以无党派社会贤达代表，为中国访美团成员;翌年9月，参政会组织延安视察团，他亦为成员之一。胡政之着手制订《大公报》战后发展蓝图，计划将来在津、沪、渝、穗四地同时出版《大公报》。1945年4月，他任中国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代表，会后在美国洽购机器设备、纸张并延揽人才，还计划在美洲创办《大公报》。

抗战胜利后，胡政之由加拿大回国，致力于《大公报》津、沪两版的复刊，并拟在广州设馆。1946年春，他到上海主持上海总馆的工作，改设大公报社总管理处，于台湾发行航空版，计划增设广州版，准备建立一个强大的报业集团。当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时，他以社会贤达身份为会议代表，在会议中与中共代表董必武等交往甚多。1947年11月，蒋介石召开国民大会，逼胡政之参加。他感到左右为难，只去报个到，但未参加大会。胡政之在激烈的国共两党斗争中，主张站在中间立场，力求不偏不倚。国民党及蒋介石不满于《大公报》的这种态度，对《大公报》不断施加压力，经常无故逮捕记者，在言论上亦多加指责。胡政之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统治日益不满，而国民党当局更加加紧新闻控制。眼看《大公报》津、沪、渝三馆的业务无从发展，为了勉力维持下去，他在总管理处下设立营运委员会、设计委员会、国闻出版社、购料委员会及海外部等机构，尽力在大动荡的局势中挣扎。嗣后，胡政之对国民党的统治绝望，认为“国民党政权已窳败到不可救药，新的局面必当出现”。但又认为自己将为共产党所不容，所以想在香港闯出一条生存之路，便于1948年1月去港复刊《大公报》港版，在美国创办《大公报纽约双周》。3月香港《大公报》正式复刊。一个月后，胡政之病倒，患肝硬化症。

不久胡政之到上海治病，1948年4月14日病逝于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