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整合的本质是产业整合，因此需要媒体经济学的支持。十年前，媒介经济学的研究在中国开始兴起，但由于研究水平和学科媒介的限制，一直未能对新闻传播产生足够的影响。
2007年，我写了文章《试论我国传媒经济的研究》，全面梳理了媒体经济研究的现状和方向，进而明确了媒体经济的研究范式。我认为媒介产业经济学和媒介管理学是媒介经济学研究的两个主要范式。进而指出，运用媒介经济学的范式不能研究所有复杂的媒介经济问题，只能研究那些可以分离或抽象的经济问题。最后，我提出了研究媒介经济的最佳途径。
讨论同一个研究对象，放在同一个学科的话语框架中是有意义的。然而，由于大多数新闻传播学者缺乏经济学培训，对媒体经济学的研究往往不足。去年我参加媒体经济与管理年会的时候，也发现很多学者的研究还是没能在媒体经济的范式下展开。这也是媒体经济研究薄弱，尤其是基础研究薄弱的原因之一。当然，中国的传媒严格来说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行业，这也使得研究传媒经济更加困难。
2010年，我在文章《传媒经济的本质是意义经济》中提出了有意义经济的理论。这是继注意力经济理论和影响力经济理论之后提出的一种新的媒体经济理论。有意义的服务是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服务产品和聚合平台为媒介经济的运行提供基础条件，并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形成各种商业模式和经济形态。有意义的经济包括三个组成部分：有意义的消费、有意义的影响和有意义的服务，其中有意义的服务影响整个媒体经济。意义服务的研究也有助于我的新媒体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媒体平台理论。
2011年，我在有意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运用组织管理理论撰写了《基于关系视角的媒介平台》，分析了新兴媒体的组织形式，提出了媒体平台理论，较好地解释了媒体平台的功能、构成和运作，为新媒体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2013年，我结合社会学理论写了《论社交媒体的关系转换》，然后解构了社交媒体。最近还写了一篇文章《新媒体经济是一种关系经济》把有意义经济发展成关系经济。
如今，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许多新媒体研究人员把目光投向了技术，而忽略了新技术背后的商业逻辑和资本影响。再加上基础研究的缺乏，许多新媒体研究和媒体整合研究往往停留在表征分析和经验描述的层面，使得研究成果难以满足媒体行业发展的需要。学术界和业界对新兴媒体有很多误解和盲点。希望我今年发表的《媒介平台论新兴媒体的组织形态研究》能弥补一些不足。我的其他媒体经济研究文章可以在新浪谭天的博客上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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