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记者徐锐)针对近日关注，“隆平高新超级稻减产不收”事件，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昨日在国务院办公厅新闻发布会上重申，涉案水稻品种并非“超级稻”，但减产不收不会影响国家对超级稻的研究，应加强品种适应性评价。

此外，张桃林介绍，农业已超过工业成为中国最大的面源污染行业，整体形势不容乐观。

浅谈超级稻：不同水稻品种适应性不同

去年，安徽省部分地区种植的“两优0293”水稻大面积减产甚至无收，媒体报道后引发关注。4月12日，隆平高新宣布停止销售“超级大米”，但农业部向媒体否认该大米是“超级大米”。

昨天，张桃林在回答“水稻无收成”的问题时说，没有一个水稻品种适合任何地区，一些超级水稻品种适合这个地区。"如果抵抗力差，就不适合另一个地区."

张桃林认为，包括安徽在内的江淮地区所涉及的安徽水稻品种是适宜的，但在品种审定过程中，发现抗稻瘟病性相对较差。“只是去年是比较特殊的一年，所以不够。反抗的问题暴露了。”他说要加强相关品种的适应性评价。

张桃林说，“安徽水稻种子产量减少，没有收获”不会影响国家对超级稻的研究。中国超级稻已经达到17期，不久前亩产已经超过1000斤。"我们现在需要培养的是一个相对全面的品种."

谈农业污染：整体形势不容乐观

张桃林说，目前，农业已经超过工业，成为中国最大的非点源污染行业。“整体情况不容乐观。”

据报道，在西北干旱地区，农膜污染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突出问题；在南方，由于畜禽养殖规模大、规模高，农业畜禽粪便污染问题更加突出。

张桃林表示，为了全面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农业部制定并发布了《农业部关于打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未来，中国将重点发展节水农业、化肥农药规模控制、水产养殖污染防治、农田残膜污染解决、秸秆资源化利用和耕地重金属污染控制。确保到2020年实现“一控两减三基”的目标，即化肥和农药的使用实现零增长，畜禽粪便受到污染

聚焦

重金属污染严重的地区禁止食用农产品

湖南“镉米”与陕西铅污染.近年来，重金属污染事件频繁发生，但官方尚未公布全国土壤污染面积。

去年，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发布了第一份全国污染调查公报，以点的超标率描述了土壤污染状况。耕地土壤点超标率最高，为19.4%。

本《意见》要求加快我国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普查，切实摸清农产品产地重金属污染的底数。

在一些重点地区，需要启动土壤重金属污染的强化调查和作物与土壤的协同监测，无法在不同污染程度的地方进行相同标准密度的采样调查。

在耕地重金属污染的修复方面，《意见》要求对轻度污染区、中度和重度污染区以及少数污染极其严重的区域进行“区分”。

少数污染严重的地区将被指定为禁止种植农产品的地区。在光污染地区，将实现水稻的安全生产

据气象部门分析，秸秆燃烧产生的有害气体和颗粒物已成为灰霾天气的污染源之一。

去年10月，中国国家环境监测中心的一名研究人员分析说，在北京、天津和河北及其周边地区，秸秆燃烧导致了严重污染的形成和加剧。

相关研究报告还显示，北京、天津、河北及其周边地区每年因秸秆焚烧向大气排放数十万吨颗粒物，导致该区域日平均浓度增加60.6 g/m3，最大增加127 g/m3。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秸秆露天焚烧问题，《意见》提出选择京津冀等重点大气污染地区，启动秸秆综合利用示范县建设，率先实现秸秆的充分量化利用。

目前我国秸秆综合利用率只有76%左右。张桃林说，计划到2020年将这一比例提高到85%以上。

就京津冀地区而言，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方案(2014-2015年)》绑定目标是，到2015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秸秆综合利用率平均达到88%以上。

据新京报记者介绍，江苏、Xi、合肥、汉中等地先后出台了关于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的相关决定、意见或措施。湖北将从下月起全面禁止露天焚烧秸秆。

5年后，杀虫剂和化肥的使用将会增加到零

据张桃林说，在中部和东部地区，农药和化肥的污染问题已经变得突出。值得注意的是，《意见》提出，到2020年，中国主要农作物化肥和农药的使用将实现零增长。在时间？ 5年内实现这个目标有多难？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会导致减产吗？

张桃林介绍，首先，中国的化肥和农药仍有减少的空间，尤其是果树和蔬菜。据了解，多年来，我国化肥和农药的生产和使用居世界首位。但其利用率比世界发达国家低15%-20%。“我国果树和蔬菜的施肥量已经超过安全水平。据估计，中国9亿亩果树和蔬菜的化肥用量比16亿多亩粮食的化肥用量多500万吨左右。”

其次，英、法、日等国的成功经验表明，不增加化肥就能增加粮食产量。

“从国际和国内的经验当今农业污染新闻事件和做法来看，我认为在不减产的情况下减少化肥和农药是完全可能的。”张桃林说。

(原标题：农业部回应“超级稻”:不影响相关研究)

中国农业污染：重金属污染已成农产品隐形杀手

《财经》记者/温

“看不见的”重金属污染已经成为我国农产品的“隐形杀手”。在4月中旬举行的国务院办公室最新新闻发布会上，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公开表示，农业已经超过工业成为中国最大的面源污染行业，整体形势不容乐观。

这种说法的时机和主题都颇有新意。中国的农业政策话题大多集中在农历年初至农历新年的讨论上。近十年来，这些话题成为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其余的关注，农业党也大多止步于此。“两会”后，国务院新闻发布会很少继续在关注搞农业。

就本声明所选择的主题而言，它突破了以前“主要是关注，中国的农业产出和成就，而问题和缺点被略微忽视”的模式。这是由外源污染和内源污染对中国农业环境的双重压力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所驱动的。但农业污染可以单独讨论，可以弥补几年来各方呼吁“农村环保成为一号文件主题”的遗憾。

最大的污染源

一组可见的统计数据可以用来描述中国农业污染现状：2010年，中国粮食单产比1978年增长了%，比1990年增长了%。表面上看，数字喜人。根据官方的解释，组织体制、市场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人力物力投入、技术手段的提高都是中国粮食增产的原因。

但更重要的，可能是我国化肥农药使用量的增加：2010年我国化肥使用量为5561万吨(净折扣)，比1978年增加了%；农药使用量为10000吨，比1978年增加了10%。这些数字是导致中国粮食安全“被迫平衡”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国化肥农药生产和使用位居世界第一的主要动力。

在统计数据的背后，根据张桃林的解释，中国的水土污染风险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日益增加。外因方面，是由于工矿污染和城乡生活污染向农业的转移和排放，导致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下降。

此外，如此规模的农业面源污染的发生有一系列复杂的内生原因：各方普遍认为，农民在利益最大化过程中，由于文化素质低、环境意识薄弱，往往忽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安全，从而过度使用化学投入和不当处置畜禽粪便。

《财经》记者从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获得的一份相关研究报告指出了农业污染排放与工业排放明显不同的两个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农业排放源的过度化学投入意味着排放主体(农户)生产成本的增加；畜禽粪便和农林废弃物虽然具有资源利用价值，但往往得不偿失；其次，农民不仅是农业排放的主体，也是排放的直接受害者。可见，污水处理对农民来说基本上是无利可图的。

中国农业面源污染的出现可能还需要从经济理性的角度进行分析。第一，由于长期过量的化学投入，土地的可持续生产力下降，中国农业对化肥等农业材料的依赖陷入恶性循环。大量化学品的投入可以在前期增加农业产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应用效果并不明显，而停止使用的后果更大。

其次，农民组织实施农业生产经营的形式对化肥、农药等物资的投入和畜禽粪便的处理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虽然近年来，在多重农业政策的影响下，我国农业经营实体由单一向多元转变，新型实体不断涌现。但是，小农仍然是中国农业生产的基本经营单位，即使在未来，中小农户管理仍将是中国农业管理的主体。

因此，在难以实现规模经济的情况下，使用环保技术的交易成本会极高，不利于面源污染的防治。

应对的困难

关于农业污染的文献非常丰富。以过量使用化肥为例，会造成土壤酸化，进而诱发土壤中重金属离子活性增加。土壤PH值降低一个单位，重金属镉的活性就会增加100倍，增加骨痛等疑难疾病的风险。

因此，减少化肥、农药等农业材料在我国农业生产中的使用，提高利用率势在必行。然而，正是由于上述中国农业污染的多重原因，这一系列目标并不容易实现。“农业面源污染最大的特点是隐蔽性、长期性和分散性。它是在农业生产的所有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的，处理起来比较麻烦。”农业部环境保护研究与监测研究所所长任天智最近公开表示。

基于这一分析，农业部目前关于农业污染防治的意见可能只给出一套框架目标而非具体措施：确保农业灌溉用水总量维持在3720亿立方米，农田灌溉用水质量达标；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畜禽粪便、农膜、农作物秸秆基本回收利用，综合回收无害化；农药使用量控制在32万吨至30万吨之间。

近几年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很多相关专家表示，从实现这些目标的可能性来看，中国在不降低粮食产量的情况下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确实是有可能的。比如通过优化施肥，利用综合系统，减少化肥的使用，用有机肥替代部分化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然而，以下两个缺点仍可能制约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的防治：

第一，农业经济发展滞后于整个国民经济和城市经济发展。从城乡收入差距来看，正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在参加今年博鳌亚洲论坛时所说，“由于城乡差距，农产品价格被人为压低，土地价格被人为压低。那你就会降低农村的收入。”第一产业收入最低，说明农民对农业污染防治还是不热心。

第二，农业和农村环境保护落后于工业环境保护水平。到目前为止，中国环境保护工作的主要目标仍然是城市和工业，农业和农村地区的环境保护在政策安排、机构设置和资金投入方面都很薄弱。比如2008年中央开始安排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当年投入仅5亿元，到2014年底数字为255亿元。进行环境整治的村庄比例只有10%左右。

与占中国土地面积70%左右的农村地区相比，这些数字可能仍然是九牛一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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